学历歧视,从「出身」就已注定

芥末堆看教育 2019/07/14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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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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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在北京发表主题演讲时,不经意地提到“4万多人报名修故宫,经过抬高门槛,名牌大学硕士以上才能报名。”出现在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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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认为,只招名牌大学的硕士是一种学历歧视,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说到底就是学渣们酸呗,学历就是认定能力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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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筛选简历时第一标准是学历高低,这已经成为了不少行业的隐形规则。在今天,名校学历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分数和能力,我们往往忽视,家庭出身能影响一个人获得文凭的质量,阶层正在通过教育这种方式逐渐固化。在美国,教育与文凭正在成为富裕家庭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

给予非名校学生一个机会,也是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打破阶层壁垒的可能。提倡更包容的学历标准,不是对名校学历的厌弃与嫉妒,而是对“名校”这个标签的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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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肮脏的政治家的儿子只会成为肮脏的政治家,满脑子只想着赚钱的医生的孩子最后也只会变成那种医生。——《名侦探柯南:贝克街的亡灵》

教育并不能让你获得高薪的职位,但文凭可以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教育和后天的努力是社会流动的阶梯,但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正在遭受最猛烈的冲击。

在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看来,教育是流动的阶梯则是人们精心编制的神话,它反而固化着阶层差异。

他在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中发现,19世纪中期, 教育的急剧扩张并未增加流动的机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生存机会与他们的父辈大体相同。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随着教育的膨胀,在教育体系中被视为资格证的文化证书,也在进行贬值。

当曾经被视为精英的高中文凭一下变得全民皆有,本科训练也被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所取代,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水涨船高。

以管理岗位的招聘要求为例,1937-1938年只有12%的雇主要求大学学位,而在7年后,这一数字上升至68%。到20世纪后期,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凭证。

于是,教育的具体内容变得无足轻重,而越来越重要的是获得特定等级的学位和正式文凭。在当今,许多毕业生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并不相关,往往是在正式就职后的两三个月内,完成对技能的培训或熟练,因而也就衍生出了完全依靠文凭作为衡量选拔人才标准的“唯文凭主义”。

在这种文凭主义的驱动下,招聘官将招聘的权力,让渡给名校的招生委员会: 只关注进入名校的学生,而对非名校学生漠不关心。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一书中,揭示了这样残酷的事实:她在研究美国顶尖金融公司的招聘流程中发现,在许多公司,尤其是业内最有名的那些公司,非名校学生的简历会被直接丢弃,看都不看一眼,除非申请者得到私人推荐,让简历从“后门”进入评审流程。投行招聘经理斯蒂芬妮描述她筛选简历的方法中提到:

“是这样的,我有专门的一天去看……布朗大学的简历、耶鲁大学的简历。我没有理由非要去看那些‘剩下中最好的’简历,除非我没事可做了……不幸的是,这对某些学生来说不太有利。如果不是目标校的学生,想进入公司没有什么容易的方法。”

对于非名校毕业的学生来说,他们的简历就如同掉进了黑洞一样,没有回音。因为人们普遍认为“ 一流的人进一流的学校 ”,即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集中在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学校里。

非名校毕业的学生便因此被打上了“他并不是一流的”标签,在简历筛选中也被直接放弃,失去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也许有些人会疑惑:“这种情况不是恰恰反映了教育能改变阶层?那些名校的学生获得了更高薪的职位。”

实际上,在这句话的表述中,教育其实是文凭的代名词—— 并不是教育能改变阶层,而是更好的文凭能获得高薪的职位,从而改变阶层。 教育本身是一个过程,而在这样的语境下变成了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文凭的地位。

虽然目前许多理工科教育正在同生产实践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很难下结论说学生的学习只是为了一纸证书,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教育本身比起来,教育证书正在招聘选拔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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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线》

教育的代际传递:影响入学的重要原因

面对我们正在走向的文凭社会,家境在教育隔离与代际传递上的影响尽显。

一般来说,家庭背景与能够提供的学费、额外教育资源成正比,也就随之决定了人是否得到文凭、得到什么质量的文凭。

2013年,纪录片《子非鱼》跟拍了香港一所名字特殊的小学——“鲜鱼行学校”中穷孩子的生活。

这所学校由当地鲜鱼行总会主办,接收的学生大多来自香港底层家庭,有的来自单亲家庭,有的靠父母微薄的打工收入艰难维生,他们的家长也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很难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

从在香港升学中必不可少的英语这一科目的学习,便可以窥见这些孩子与家长的无能为力:班中成绩优异的佘伟豪,英文一直不够好,但母亲难以拿出补习英文的钱,只能让这个问题延续。而另一位学生的家长黄嘉琪妈妈,在陪女儿写作业的时候,被问及英文“昂贵”怎么拼写,斟酌再三的她,还是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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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非鱼》

在学校教育资源非常有限的前提下,出身底层的孩子们往往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家境对课外学习和课外活动的影响,在孩子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显现出来。

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名师与考试培训机构的教育,他们的课外活动也更加缤纷多彩,通过课外活动锻炼出的各种软实力更会受到招生委员会的青睐。

在美国名校普遍青睐个人素质的条件下,家庭文化资本的传递变成了顺利进入大学、获得文凭的重要途径。

哥伦比亚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在对美国圣保罗精英中学的研究中发现,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对付任何社交场合都游刃有余,他们既可以思考公元八世纪的古英文叙事长诗《贝奥武夫》,也可以探讨流行电影《大白鲨》中的故事情节。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 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在今天,文化变成了一种像金钱一样,可以拥有价值的“资本”,用来获取社会优势与文化凭证。靠个人努力实现“美国梦”的承诺,在社会不平等的前提下,变成了天方夜谭。

无论是否出于善意,忽视家庭经济与文化资本的影响, 一味鼓吹个人努力,会掩盖我们这个社会挥之不去的社会封闭与阶层壁垒,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为了得到文凭而采取的非法交易,背后的过程也令人触目惊心:2019年3月,美国名校斯坦福爆出招生丑闻,一名中国的亿万富翁为了让自己的女儿顺利进入斯坦福,行贿650万美金,为自己的女儿伪造帆船运动员身份,获得特招入学的资格。文凭在权力和金钱的裹挟下,变成了可以购买的商品。

此外,在实际的招聘中,企业对于个人素质的文化选择,让考上名校、贫穷家庭的孩子也同样步履维艰。

即使通过努力,拼尽全力赢在了起跑线,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出身寒门的学生也可能会输在终点线—— 招聘,本身就是一场不平等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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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枪手》

应聘中的文化选择:资本与能力的游戏

在招聘官看来,能证明一个人真正的全面发展、有所成就的个人经历,往往体现在志愿服务或社会活动上,而这种社会活动,往往会与付费的俱乐部活动或是跨国志愿服务挂钩。

甚至有美国名校的学生调侃道:“ 要么名企,要么加勒比 ”——如果暑假没有一份光鲜亮丽的名企实习经历,那么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最好是前往海外,才算是一份真正有价值的经历。

在一项模拟招聘中,银行家克里斯托弗作为面试官,也阐明了这一点:“我会问他关于志愿服务的事……他是和妈妈一起开车送餐,还是去了哥斯达黎加和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一起盖房子?”

简历里的个人爱好与活动一栏,也充斥着对中低收入者的苛求。从事招聘行业多年的招聘咨询师兰斯描述道:

“人们在活动一栏可以列出各种各样的事,比如我会滑雪,我会看手相,我喜欢汽车拉力赛,或者别的什么。但如果那只是一些事情或兴趣的罗列,那么它们对我来说只是毫无意义的词语……我想知道……这个人是否找到了某种兴趣或热情,不仅做了,而且真正决定要认真从事……所以很好, 你喜欢滑雪,但请告诉我你一年去20次,这才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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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女子图鉴》

虽然常常认为这些能力或运动展现了个人的生活志趣,但人们选择性地忽略了: 能够长期、深入地参与这些运动,往往不在于个人的爱好或是能力 ,而在于是否有资金支撑起场地费用或是装备开支。

课余活动的文化占有作为一个客观要求被纳入到简历中,成为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被评估的这种能力越被招聘系统所认可,用来助推提升这种能力的资本也就有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此外,招聘官更倾向于与白人上层与中上阶层文化有关的活动,也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职场设置了壁垒。

足球、篮球等比较常见的运动被拒之门外,草地曲棍球、壁球、赛艇等需要一定资金投入的活动更易受到招聘官的青睐。

在家庭资本所带来的影响面前,个人的努力显得微乎其微。

然而,许多人却开始慢慢相信这是个人能力的差异造就的,而忽视了资本所带来的巨大鸿沟,并逐渐将它内化成自己的信条,开始相信自己是属于最优秀的人,自己获得的职位是由于自己本身的能力,自己的精英地位理所应得。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一书中指出, 当劳动力市场选拔性更高时,实际上会增加歧视,而不是减少。 当应聘者的数量相对于工作数量增加时,招聘方可以更加挑剔,更加注重资本所打造的“个人能力”。

面对资本承袭与精英再生产对就业过程的侵入,许多公司也在转变策略,争取提高种族与阶层多样性,减少歧视,但收效甚微。

在《出身》一书出版后,一些顶尖公司找到劳伦·A·里韦拉教授,希望能听取建议,增加招聘中的平等,但面对“不要只考虑一小部分核心校,要覆盖学生构成有更多多样性的大学”的建议则面露难色,原因是“ 我们想要多样性,但不能为此牺牲质量。

总之,招聘的过程与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但至少现在,它改变的方式维持了现状。当涉及出身时,似乎变化越多,现状就越一成不变。

就业与教育一样,正在成为美国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在中国力图通过高考实现教育公平的现状下,如何保障在教育与就业的衔接过程中的平等,仍是个值得商榷与深思的议题。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劳伦·A·里韦拉著。

[2]《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背后》,西莫斯·可汗著。

[3]《文凭社会》,兰德尔·柯林斯著。

[4]《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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