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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失控”,中国该怎么办?

柴狗夫斯基 | 世界很复杂,我们用简单的方式告 2020/03/16 15:23

新知图谱, 欧美“失控”,中国该怎么办?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中国即将迎来曙光,海外却在急速恶化。

到目前为止,海外新冠肺炎的累积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均已超过中国境内,欧美国家似乎呈现“失控”之势。

让很多中国人费解的不是海外疫情迅速扩散,而是欧美国家的防控方式:

美国开始麻痹大意,瑞典早早缴械投降,英国居然让”群体免疫“应对病毒。

这种“佛系防控”不是视死如归吗?

今天,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释放7000亿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和特朗普似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甚于疫情扩散。

不过,对他国的批评已无法改变疫情快速全球化的趋势。

当下,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国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打这场疫情防控战,接下来中国再也打不起“武汉保卫战”,不能如此严防死守、长期消耗。

若海外持续输入病毒,中国怎么办?

昨天《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一文发表后,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本文探讨中国该如何应对输入性风险,如何调整防控策略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同时,也对社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重点在第三部分。

本文逻辑:

一、中美防控为何无法兼容?

二、疫情经济账本是否合理?

三、中国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先阅读再分享收藏)



01


中美防控为何无法兼容?

当新冠疫情在海外快速蔓延,欧美国家的“佛系”做法确实让很多中国人没有预料到。

意大利是第一个失守的欧洲国家,最开始时,意大利人照办足球赛事、“橘子大战”,甚至不主张戴口罩。大规模传染后,才大面积封城、停赛、停课。即便如此,他们的封城力度完全还不能与武汉相提并论。

前几天,英国首相宣布前期防御失效,接下来采取温和防御策略,具体措施是让民众居家隔离,提倡勤洗手而不是戴口罩,政府主要救助重症患者,同时还不停学,体育赛事照开不误。

英国政府说:“延缓疫情高峰至夏季,而后控制疫情”,“我们的目的是尝试减少峰值、扩大峰值,而非完全压制它”。

再看瑞典,瑞典官员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护人员、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阻止疫情在瑞典传播。

国内媒体将英国及瑞典这种“佛系抗疫”解读为缴械投降,试图让“群体免疫”来抗击病毒。要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的国家,怎能不战而降呢?

再看美国,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美国1.6万人死于流感,新冠肺炎才几十人,不算事。

不过,当疫情在美国扩散后,球星中招,NBA停赛,特朗普立即宣布,切断与欧洲的旅游,联邦财政拿出700亿用于公共医疗以抗击疫情。

真正让特朗普紧张起来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传言巴西总统中招,特朗普六天前与其就餐;二是美股一周连续两次熔断,资本市场极度恐慌。

事实上,欧美国家并非无知者无畏,他们早已预料到后果:

英国卫生部长透露,最坏的情况是,全英国80%的人将感染新冠病毒,超过50万人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60%-70%在德国的人将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5000万到5800万人。

美国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可能将出现9600万个确诊病例、480万人需住院治疗,48万人因此丧命。

这种做法,不是无知者无畏,那就是“视死如归”。

可以看出,当前欧美国家将新冠疫情当作流感来处理,准备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问题在于,欧美的佛系操作,与中国的管控模式是相冲突的。

首先,利益上的冲突。

不同的管控方法,决定了疫情的扩散程度。中国的办法是打歼灭战,快速消灭病毒,然后再搞经济。欧美的办法是打消耗战,把战线拉长。

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相互关联,海外与中国的抗疫步骤不同、方式不同,就会形成利益冲突。

例如,上个月,一位从事玩具出口的老板跟我抱怨,韩国订单催得紧,国内又找不到工人。前几天他又跟我抱怨,他好不容易找到工人开工生产,韩国客户让他先等一等。

前两个月,欧美国家抱怨中国封城,切断供应,中断经济,或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

如今,海外病毒快速蔓延,中国不敢放松,防止输入性风险。这样会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交流,影响众多企业生存、工人就业及家庭收入。

其次,这使得中国的防控陷入被动。

欧美国家的防控是个体负责制。欧美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个人与政府都各自防御,人人有权也人人有责。

即使特朗普没防控好,最大的后果就是今年连任大选失败,美国制度不需要为此负责。即使政府防御失败,也是这届民选政府的失败,全民来承担。

在中国,疫情战是政府一手主导、全权负责的。这是一场必胜的战役,而且必须速战速决。

如今,欧美国家迟迟不结束战斗,引发输入性风险。这种输入性风险持续的时间、影响的深度,完全不由我们控制。中国的防控便陷入被动:

一是继续严防死守,打响“输入性防御战”;二是与欧美国家的步调调成一致,防控输入的同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能否做到既防控输入性,又能让国内解除警惕,促使经济恢复?

有可能,但是国内各级政府的压力很大。地方如果出现了一例输入性病例,地方政府便不敢松懈。

最后,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目的是彻底消灭病毒,没打算与病毒长期作战。中国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经济上的损失,情感上的负担,心理上的压力,国家层面的前途。

过去两个月,全部国人在家禁足,绷紧神经,万众一心,期待胜利。如今,欧美国家这么一搞,感觉我们被耍了,甚至怀疑过去这么紧张是否过度了。

为什么欧美国家不抄中国的作业,速战速决?

中国模式比较直接:

政府是账本的掌控者,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封闭小区,国人宅家,然后由官方调控医疗物资,各省及军队驰援湖北,最终闷死病毒,速战速决。

中国把疫情当作一场全面战争来打,故称为“战役”。

这种模式,看得见的效果是,疫情快速地得到控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没有进一步扩大,大幅度地降低了新冠病毒对国人的生命威胁。

但是,中国模式的执行条件非常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纪律性和忍耐力超强的国人。

目前,极少国家具备这种条件。欧美国家是“小政府”,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公民更无法接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巨大代价:

第一,医疗体系遭遇冲击,全国医院超负荷运转,医护人员身心俱疲,医疗资源紧缺,非新冠病毒病人的死亡风险增大。

第二,市场中断,经济停摆,社会承压,产业链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衰退,导致部分企业关闭、工人失业、家庭收入、债务上升,甚至爆发经济危机。



02


疫情经济账本是否合理?

欧美国家为何“缴械投降”?

欧美国家把新冠疫情当成类似于流感的常规疫情,视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经济账本,按市场的逻辑来处理。

从公共卫生经济账考虑:

新冠肺炎死亡率高于流感,但主要是老年人的病死率高,年轻人的病死率与普通流感差不多。

如果将所有病人都集中收治隔离,欧美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体系立即瘫痪。这样,老年患者、危重患者反而得不到救治,反而增加了死亡率。

这种有选择的做法,感觉有悖伦理,确实是理性的选择。

从总体经济账考虑:

若采用中国模式,进入战时状态,全国居家隔离,市场中断,欧美国家立即陷入恐慌,爆发金融危机。

有人说,欧美国家的防控是要钱不要命的行为。其实,若没有了“钱”,也是要命的。

3月初,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不尽快复工,这个死亡的人数将远远高于冠状病毒。

当所有人都恐惧于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时,张文宏看到了另一种“死亡”——社会秩序中断的危险。

医疗体系崩溃,医院不堪重负,医疗物资紧缺,其它病症如心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得不到及时、持续的救治,存在死亡率增高可能。

2月,经济学家梁建章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隔离的经济账》,算了一笔宏观的生命账。

梁建章教授指出,经济学家们早就根据各国数据,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据此推算,“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流感的经济总账:

根据历年数据,流感传染率大概为10%,患者死亡率为0.2%。那么,在整个人群中,流感死亡率为万分之二。

假设患者人均寿命为60岁,社会平均寿命为80岁,那么每个人病死的人就缩短了20年的寿命。按万分之二的死亡率来算,整个社会人均寿命减少了1.5天左右(20年乘以万分之二)。

假如对流感实施公共政策干预,采取强力社会管控,但社会管控导致GDP下降1%。而根据上面,GDP下降1%,人均寿命则下降10天。(《隔离的经济账》,梁建章)

如此,这笔账算下来,就可以理解,欧美国家为何不对流感实施管控。

站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特朗普也需要算一算经济总账。

到3月15日为止,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染率为0.0000086(美国流感传染率为0.08),病死率为0.02(美国流感病死率为0.005)。那么,在整体人群中,新冠死亡率极低,远远低于流感。疫情对美国整体人均寿命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不敬)。

如果联邦政府实施中国式管控,可以预计美国金融市场立即崩盘,经济遭遇重大打击,定然波及全球经济。

假如这种严厉的措施导致美国年度GDP下降1%,意味着人均寿命下降10天。特朗普定然不会做这种极为不划算的“生意”。

我们看到“看得到的死亡”的同时,也要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死亡”。

但是,以上这种计算生命账的方式,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流感是相对稳定的,而新冠肺炎是不稳定的,新冠疫情扩散是动态的。

如果任由疫情扩散,感染人群、重症患者、死亡率都可能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可能导致GDP下滑。要知道,目前新冠疫情的重症比例在10%-20%之间,病死率可达3%-5%。

这样一来,医疗体系瘫痪、死亡率增加,与经济下滑(增加死亡率)叠加,更加得不偿失。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欧美国家的应对措施到底有没有问题。

欧美模式让中国人不太好理解。

中国模式是政府负责制,欧美模式是个体负责制。这里的个体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等。

中国模式是高效的、集中式的、整齐划一的,欧美模式是渐进的、分布式的、梯度式的。

在欧美模式中,个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都会根据疫情发展计算经济账,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梯度式的防控。所以,他们在计算各自的经济账本时也是“动态的”。

例如,个人根据疫情程度选择是否出门、上班,企业选择是否开工,NBA选择是否停赛,社区选择是否封闭,政府选择是否提升防控级别,美联储选择是否降息。

又如,疫情蔓延和油价崩盘重创美国金融市场后,美联储采取降息以及“无上限的流动性支持”救市。

再如,疫情快速在美传播后,国会众议院制定了一项应对新冠病毒法案,确保带薪休假、失业保险以及提供免费病毒检测。

再看美国联邦政府。

欧美国家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的边界非常明确。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越界,比如要求每个人戴口罩,可能对个人权益造成损害,必须作出相应的补偿。

因此,美国政府的措施也像个人一样是梯度式的、动态的:

第一道防控是防控入境。

目前这道防控已经失效,美国境内已经开始较大范围传播。

第二道防控,即温和防控。

所谓温和防控,类似于防控流感,政府只针对重症患者进行治疗,即“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轻度患者自行隔离。

温和防控容易被误解,其实他们会根据疫情情况,不断升级温和防控的级别。

比如,目前,英国、瑞典属于“佛系”,被认为缴械投降。

日本、韩国、新加坡及美国的防控力度比较强。

特朗普希望提高防控级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提供大规模的检测试剂,同时切断了与欧洲的旅游往来。他怒批美国疾控中心(CDC)在H1N1型流感的反应是一场“灾难”。

目前,美国已十几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宣布该市从3月16日起实施宵禁。

第三道防控是战时防控。

如果温和防控失败,全国失守,欧美国家才会转入战时防控。

比如,西班牙刚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除购买食品或药品、住院、上班或其他紧急情况外,所有西班牙人必须待在家中。

但是,根据西班牙宪法,国家紧急状态最多可持续15天,以后议会需要讨论并决定是否延长。

所以,中国式防控,是欧美最后一道防控。只是欧美国家愿意冒险,将战时防控流到最后。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美联储。为了应对疫情及金融风险,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下调至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

概括起来,美国模式其实是“个体负责+梯度防控+最后贷款人”,以此与新冠疫情打消耗战。



03


中国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欧美国家冒险打消耗战,中国该怎么办?

从社友们的讨论中,我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前提问题:对新冠疫情的定性。

新冠疫情不同定性,决定了欧美两国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

欧美国家把新冠疫情当成类似于流感的常规疫情,视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经济账本。

中国把新冠疫情当成是一场战争,视为小概率事件,算得是政治账本、国家安全账本。

如果新冠疫情是一起国家安全事件,那么欧美国家这种经济账算法就不可取。这就好比,大敌当前,人命关天,却在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事实上,美国加入二战后,对国民经济也是采取战时管制。

这时,需要参考中国的做法。中国计算国家账本的方法,可概括为“政府负责+严防死守+大基建强刺激”。

中国政府也担心严防死守重创经济,于是选择速战速决,然后用大基建强刺激,保经济、保就业。

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起类似于流感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就属于经济问题,可以计算经济账。

这个怎么理解呢?

欧美国家将新冠肺炎视为流感、交通事故、金融危机一样的市场风险,然后采用市场的法则来处理。

比如,2009年H1N1型流感大流行,墨西哥采取封城措施,但最终失败。美国在尝试强力管制无效后最终放弃,转为季节性流感的管理模式,即温和管理。这场流感导致美国6000万人感染。

在市场经济中,风险无处不在,我们只能预防、控制风险,但不能消灭风险。

比如,交通安全投入。事实上,政府拓宽道路、增加交警,汽车厂商改进设计,都可以减少交通事故。

但是,政府和汽车厂商不能无限投入以确保零事故、零伤亡。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给生命定价,将生命纳入经济的计算题之中(残酷)。

所以,新冠疫情的防控,就转化为每个人的投资边际收益率的问题了。

但问题是,新冠疫情到底是不是经济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类似于经济危机。

凯恩斯主义者将经济危机视为国家安全事件,政府强力干预,保障就业,刺激经济复苏。1929年经济危机确实导致大量经济难民生活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但是,新古典主义者认为,经济危机与经济繁荣一样,属于经济周期的一部分。只允许赚钱不允许亏本、破产的市场,不会给国家和国人带来财富。他们主张政府不干预或适当干预。

这两派的争论在中国至今也没结果,但在70年代的欧美国家已经很明了:

一、如果人为因素导致市场终端,危机导致大萧条,则需要政府干预和司法干预,破除人为障碍,促进市场恢复。

二、如果经济危机属于正常经济波动,那么政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供足够的公共用品给失业者及需要救助的人。

我们再来看,新冠疫情属于什么性质。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界定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并宣布“世界大流行”。

这种界定还上升不到国家安全事件,仅是公共卫生事件。因此,各国只需要启动公共卫生系统,提供足够的医疗资源等公共用品。

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受过2900万流感病例、28万重症患者的冲击。美国的社区全科医生体系,对发现病人及防控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只要公共卫生系统可以顶得住,市场可照常运转,这种算经济账的办法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很多国家,比如中国、伊朗,并不具备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及充足的公共用品,以应对疫情扩散。

这就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新冠疫情可能上升为国家安全事件。

比如,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都采用美国模式,意大利的情况要比新加坡、日本糟糕得多。

意大利的医疗技术并不差,但是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拖累了公共医疗建设。目前,意大利病例过万,重症估计有2000,但重症医疗资源不足,全国ICU床位只有5000张。相比之下,日本的千人病床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疫苗。

疫苗可以决定新冠疫情的性质。就目前来说,新冠病毒不能与流感等同。为什么?

流感虽然也没有真正的特效药,但是有疫苗。流感能够做到“群体隔离”的原因是因为有疫苗。由于大量的人接种了疫苗,流感病毒难以通过他们找到没有接种的人。这就起到了群体隔离的效果。

目前,新冠病毒还没有疫苗,群体隔离无法实现。由于长者新冠病死率要高于流感,随着疫情扩散,老年人的生命容易受到危险。

所以,如果欧美国家能够在疫苗上市之前,将医疗资源集中在长者患者及重症患者,将他们的病死率降到较低水平,那么,温和防控是可取的。

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将在当地时间3月16日开始。不过,疫苗的验证期通常需要12-18个月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如果疫苗上市之前,疫情控制不住,欧美国家则需要上调防控级别,甚至进入战时状态。

所以,采取中国模式还是欧美模式,启用国家战时程序还是个人温和调控,取决于公共卫生体系、医疗资源及技术。

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办?

欧美国家打的是消耗战。预计,欧美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要远比中国更长,感染人数会达到相当的规模。只要一个欧美国家持续扩散,全球就有感染风险,中国就有输入性风险。

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谁都不愿意,但没办法)。

中国又不能采用美国模式,只能在现有防控基础上进行调整:

第一,相互信任,减少指责,耐心等待。

疫情最开始,欧美国家指责中国的防控措施。如今,疫情转移到西方国家,中国反过来指责对方的防控措施。在经济学里,病毒传染属于外部性矛盾。

欧美国家最终看到了中国控制了疫情,同时,中国也要相信,欧美国家可以控制疫情。

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度过了爆发期,他们的防控措施未必一定失控。

另外,欧美国家发达的医疗技术,不仅有助于他们控制疫情,同时也在困难时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比如瑞德西韦、3M公司。。

如今,与其指责他国,不如提供适当的援助。助人等于助己,海外尽快控制疫情,中国也尽早解脱。

第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鼓励疫苗及特效药研发。

公共卫生及医疗技术,是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消耗战的关键。如果我们有疫苗、特效药,或者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就不需要以举国之力打歼灭战,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小一些。

第三,向市场让利,放水养鱼。

受海外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恢复可能比预期更缓慢。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减税收免社保、免高速费以及33万亿大基建项目。

但是,大基建、强刺激并不是好的选项。强刺激可能刺破经济泡沫,引发财富分配不公,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相反,政府及国企向市场及时、持续、大规模让利是关键,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免税、免社保、免利息的时间;通过政府贴息及担保的方式,向中小企业提供免息、低息贷款。同时,加大对教育、新基建(公共用品)等的投入。

第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学会与新冠“共存”。

中国高层说,这次疫情防控,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一次大考。

如今,不管疫苗何时出来,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歼灭战刚结束,消耗战又将开启。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不仅仅是市场风险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如今主要的风险是输入型病例,这其实就是全球化市场风险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商品与病毒高速流通,机会与风险并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与风险长期共存,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病毒风险、金融风险、交通风险等共存。

打个比方,你是一位老司机,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但是,“马路杀手”还是撞上了你。虽然你无责,但是你却承担了外部性风险。

兜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经济账本这个问题:如何探索一种适应于全球化市场的国家治理模式。

与病毒长期作战,与全球化市场风险共存,需要激发每个个人、企业、家庭、社区及政府的创造力。激发创造力的前提是明确和保护每个人的权责利,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账本行事。

具体做法是,“减压不减责”。中国需要采取持续的出入境管控措施,严控输入型病例,同时合理降低国内防控级别。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压力很大,不敢解除不必要的防御政策。

所以,这时要给地方政府“减压”,但是不能“减责”。怎么做到呢?

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责任尽量划分清楚,不能一出事不分青红皂白地问责,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如果与病毒长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战时模式,难以为继。政府需要赋予各街道、社区、家庭及个人部分防御权限,同时也划分清楚责任。

当然,这么做只是有限的调整,暂时的应对之策。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要应对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各种不确定的病毒风险,需要建立一个权责明晰、保护个体、激励创造的制度,即一种包容无数小个体、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的国家治理模式

人类活动,终究是一场集体冒险的旅行。新冠病毒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集体行动的大考题。科学的国家治理,则是一种平衡艺术。

备注:感谢经济学家黄有光、梁建章两位教授的研究对本文的支持,感谢社友的理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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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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