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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的海关监管问题探讨

跨境电商与创业文摘 | 国际贸易、跨境电商、金融物流 2022/10/07 12:27

数字贸易的海关监管问题探讨

新知达人, 数字贸易的海关监管问题探讨

 来源

陈晖主编:《海关法评论》(第十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海关法评论》是由上海市法学会海关法研究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年度性海关法学类专业学术出版物,至今已由法律出版社连续出版10卷。目前,《海关法评论》已由中国知网和北大法宝全文收录。

《海关法评论》主编是中国海关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上海市法学会海关法研究会会长陈晖教授。

 声明

《海关法评论》及其收录、出版、订阅号推送的文献均属于学术性文献,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性思考与观点,谨供专业研讨与学术争鸣。未经海关法研究会与作者的书面同意,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新知达人, 数字贸易的海关监管问题探讨

范筱静,上海海关学院海关法律系讲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海关与供应链合规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境电子商务法、海关法等。

 主编和参编《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制度与实践》、《海关法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战略与海关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等著作,参与或主持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外贸综合服务和贸易合规等主题的国家哲社、海关总署等各级各类课题十余项,并在各级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导读

[摘 要] 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贸易实现方式。国际贸易出现实物贸易向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在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既有国际共性,也有本国特性。从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根据我国数字贸易和企业的发展现状,我国应充分利用WTO框架规则主张数字主权,立足本国利益争取数字贸易税收,扩大海关监管数字贸易的监管权限,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综合海关数字平台。

[关键词] 数字贸易;数字产品;海关监管;综合海关数字平台

正文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甚至常把中国和美国相提并论,认为两国共同领导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1]诚然,我国在诸多领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但这数字领域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是有着天壤之别的。[2] 数字产品的跨境交易伴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而日益频繁。中国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依照《海关法》《行政许可法》《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5号)、《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印刷品、音像制品监督管理办法》(海关总署161号令)等法律法规,对出口影视产品实施监管。但是,海关未将在线传输的跨境数字产品贸易纳入监管范畴。2013年中影集团首次通过网络传输的方式获得美国电影《蓝精灵2》的数字拷贝,至此海关征收电影胶片关税的时代结束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对海关的传统监管领域和监管手段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本文认为在“三智”海关国际合作的新理念下,海关的监管可以从边境监管部门的协调工作的“单一窗口”向政府海关企业合作的“综合数字海关平台”提升,实现对数字贸易的有效监管。

一、数字贸易发展与界定

(一)数字贸易的内涵衍变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中心,实际上每一种跨境交易都有一种数字的元素。[3]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数据全球移动的能力,意味着即使一个行为仅仅发生在国内,也仍然可能存在数据的跨境流动的可能。例如,数据存储在智力的设备,但是却需要在美国备份。[4]目前全球对数字贸易的定义仍没有共识。WTO并没有关于“数字贸易”的表述,而是在1998年“电子商务工作计划”中采用“电子商务”这个概念,将其范围限定于“使用电子的方式,生产、分销、营销、销售和交付货物或服务 ”。[5]

国外较早提及数字贸易的概念的是Weber(2010)。他认为,数字贸易的核心是数字产品或服务,数字贸易是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化手段传输商品或服务的商业交易活动。[6]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数字贸易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阶段,不断调整对数字贸易的界定。2013年7月《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I》报告中正式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表述为“通过互联网传输交付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7]这次定义可以分解为三个要素:①互联网传输为媒介,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②以数字化数据信息为贸易标的,包括音乐、游戏、视频、书籍等数字内容,社交媒体、用户评论网站等数字媒介,搜索引擎等;③贸易内容包括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2014年8月,USITC《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II》中修订了数字贸易的定义,认为数字贸易是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所构建的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8]互联网与互联网技术在交易活动各环节发挥重要功能,只要互联网技术或者基于互联网的基础在下单、生产或交付货物/服务的环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都属于数字贸易。因此标的范围扩展到“使用数字技术订购的产品与服务”,如电子商品平台上购买的实体货物,当然还包括利用数字技术产生的产品与服务,如存储软件、音乐、电影的CD和DVD等。

2017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报告,认为“数字贸易”应当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各行各业的企业在互联网上销售的商品以及在线提供的服务,还包括实现全球价值链(GVC)的数据流、实现智能制造的服务以及无数平台和应用。[9]

OECD认为目前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的定义并无定论,但同时认可国际社会的共识,即只要被数字化技术赋能的消费者、公司和政府的交易行为,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不论是电子交付,还是实物交付,都属于数字贸易的范畴。因此,OECD认为数字贸易,亦可称为数字化交易,是由数字技术赋能的各种形式的数字化贸易,但并不要求以数字化方式交付的。举例来说,数字贸易可能是线上订购书籍,或者线上预定酒店,但是交付方式是线下邮寄和线下消费。

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的界定则更为宽泛。Meltzer(2016)认为数字贸易的内涵很广,既包括数据作为贸易对象实现跨境移动,也包括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生产效率的数字服务。[10]国内学者马述忠等人(2018)认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与延伸。[11]

现代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互联网领域,已扩散至传统产业领域,制造业智能化也称为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之一。根据世界软件业联盟的报告及一些双边自贸协定的有关条款,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互联网传输的产品和交易服务。其交易标的既包括软件、音乐、录像、游戏等数字产品,又包括可以跨境提供的数字化服务。相比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的货物贸易,数字贸易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依托互联网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网上快速传输,克服了交易双方的时空障碍;二是交易产品如软件、音乐、录像等,多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三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数字贸易的实现方式不断增加;四是线上传输的即时性和无形性,导致海关等边境管理部门和传统边境管控措施难以实现。

(二)数字产品是数字贸易的主要交易对象

数字贸易是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应用不断深化的结果,是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延伸。数字贸易以数字产品为主要交易对象。世界贸易组织(WTO)1999年将数字产品(Digital Products)定义为通过网络进行传输和交付的内容产品,并据此将数字产品分为电影、图片、声音和音乐软件、视频、电脑和娱乐游戏。

美国主导的双边贸易协定中规定,“数字产品”是指以数字化编码存在的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音频和其他产品,而不管它们是否固定在有形载体或者是以电子形式传输。2003年《美国-智利自贸区协定》定义“数字产品”,指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录音和其他经数字化编码并以电子方式传输的产品。无论缔约一方根据其国内法律将此类产品视为商品,还是服务。这个定义明确数字产品不包括金融工具的数字形式,也不包括货币。2009年美国正式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虽未能生效,但仍然代表了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贸易协议,它对数字产品的定义是,为商业销售或分销之目的生产,并且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录音或其他数字编码产品。2017年8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的市场机遇与主要贸易限制》的研究报告。[12]该报告中,全球数字内容市场包含了游戏、视频点播(VoD)、数字音乐和电子出版物,2016年实现总收入895亿美元。

综上,数字产品具有几个特点:一是非物质性,产品无固定形态,其内容与载体的形式无关,只要存储介质允许,可包含无限多的信息。二是非独占性,产品使用过程中不会减少或损耗。在一个人使用时,并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三是非稀缺性。产品可以被无限复制,大量生产。四是无边界性,产品无明显国界区分,可以电子数据的方式在网络上传输,速度快,几乎不花费运输成本。

二、数字贸易对传统贸易和WTO规则的挑战

(一)数字贸易增加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对于许多经济体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GVCs)是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数字服务本身就是全球价值链(GVC)的一部分,另外在制成品出口中增加进口服务投入的投入,这些都表明数字服务在全球价值链内交易。[13]全球数据流动(Global data flows)成为数字贸易价值链的基础,为参与国际贸易创造了新机会。[14]全球互联网和数据流动使企业能够插入全球价值链,提供自己独特的服务。

大数据本身和数字技术正在从几个方面影响全球价值链(GVC)的参与方式。在许多方面,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已经通过全球联通和跨境数据流动得以实现。这些数据流实现了通信并可以用于协调物流。[15]

(二)从货物走向数字产品,从数字产品走向数字服务的趋势

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正在创造新的服务类型,并赋能于传统商品的进出口。例如采矿和农业工具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帮助生产者提高器械效率,因此提高了企业本身的价值。数字服务也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输入。这其中包括研发、设计、营销和销售等商业服务。2016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2000多家公司的调查发现,可识别的数据和数据分析能力是智能生产的成功转型是关键因素,[16]说明生产领域的数据服务在提高产参与国内外的竞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数据经济的增长,需要对在线内容交付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一个价值平衡的知识产权框架来赋能于电子商务平台。

在信息技术发展、商业模式创新、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 简称IoT)和访问管理技术的发展和相互融合下,数字贸易的型态呈现出由数字产品转变为数字服务的趋势,并出现许多全新的数字服务类型,如互动数字游戏等。服务可以在线购买和在线销售,尤其是在IT、专业、财务、零售和教育服务领域内已经成为现实。[18]一些新数字服务,如云计算正在成为最重要的商业输出;[19]一些进口商品就是以数字服务方式进行的贸易,如软件、书籍和电影。

(三)数字贸易通过数字平台扩展规模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小企业经常使用互联网服务,例如YouTube 和一些社交网络如Facebook来宣传和扩大自己的消费者基础。但是对于小企业来说,要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最有效的途径还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如eBay, Amazon, Alibaba来实现买卖全球。以欧盟为例,传统零售行业中只有12%的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而eBay上93%的欧盟企业参与了跨境销售,这些交易不仅仅发生在欧盟,[20]法国60%的eBay小企业销售商品遍及四大洲。

实际上,许多企业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或使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完成在线买卖,线下交货,实现全球化。建立海外实体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在经济和能力上也不现实的,这也是中小企业被排除在传统国际贸易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平台网站,中小微企业实现商品展示、贸易磋商、订单达成,无需在海外设立实体,便实现即时的国际影响力。除商品展示和磋商外,电子商务平台还提供消费者评价、物流运输、建立信任、在线支付等辅助服务,为小企业提供国际交易的各种便利,为其参与国际贸易扫清了障碍。[21]另外,获得具有成本优势的数据服务,是小企业从平台获得的另外一个利好。这些数据服务可能包括在线广告、传播服务、云服务和获得国外市场的关键知识和信息。[22]对于小企业来说,获取国外市场的关键信息和规则信息往往是它们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的关键障碍和挑战。[23]

三、数字贸易对WTO规则和海关监管的挑战

各国数字贸易海关监管问题的主要争议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调整数字产品国际规则的归属问题,是属于GATT,GATS,TRIPS还是TISA协议范畴;二是数字产品关税免征与技术中立原则的相悖。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对数字贸易永久免征关税,会直接冲击我国现有的财政体系;但过于严苛的数字贸易税收政策,也会影响我国发展更为先进的数字技术,不利于国内数字产业的优化升级。

(一)数字贸易挑战WTO的技术中立原则

技术中立原则(Technology Neutrality)是目前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处理电子商务立法问题中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也称技术中性原则。该原则对于使用不同技术手段的交易行为,在法律上应当给予相同的待遇,不应对某一特定交易技术有所偏好或歧视,而对其采用与其他形式的技术不同的做法。该原则要求既不能有意扶持某种特定的技术,也不能阻碍未来技术的发展,同时在相应的法律环境建设中为技术的发展预留空间。技术中立原则的目的在于保证国际贸易中,不因技术造成贸易歧视,保证各成员根据其意愿采取适当的方式提供服务,防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受到影响,损害市场销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7条体现了技术中立原则。这一原则同样体现在WTO框架下的GATS和《基础电信协议》及其附件中。如果某个WTO成员允许其他成员进人某个贸易领城,无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抑或其他贸易形式,对其他成员采用的技术手段就不应加以歧视和限制。这里的“中立”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各成员要对不同商务活动技术保持中立态度,对各种用于电子商务的技术手段都不能差别对待;二是各成员对不同的通信手段也要保持中立,对有线通信、无线通信、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手段不应当有所偏向,允许交易者自由采用各种通信媒体技术。此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过程中将“媒介中性特征”也包含在技术中立原则之中。[24]

WTO争端解决中应用技术中立原则的典型案例有“安提瓜和巴布达诉美国影响跨国提供博彩服务措施案”[25] (以下简称“美国博彩案“)和“美国诉中国部分出版物和视听制品贸易权以及分销服务案”[26](以下简称“中国出版物案”)。在“美国博彩案”中,争议的焦点是美国是否违反了GATS第16条的市场准入义务。对此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认为:根据技术中立原则,WTO成员对跨境交付一旦做出承诺,其他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均可提供服务,无论通过何种具体提供手段,除非成员在GATS具体承诺表中明确指出某一特定提供方式被禁止采用。[27]基于该原则,专家组裁定美国禁止安提瓜通过互联网向美国民众提供赌博服务的措施违背其GATS承诺。而在中国出版物案中,美国认为采用有形手段还是无形手段,只是说明提供视听制品分销服务的具体方式存在差异,根据技术中立原则,这种差异与GATS承诺的范围无关。专家组在最终裁决时虽并没有引用技术中立原则,但也承认技术中立原则适用于对GATS承诺范围的解释。

事实上,技术中立原则不仅在WTO框架下,在整个国际经济秩序中也逐渐得到认可。在1998年由OECD召开的渥太华电子商务部长级会议上,发布了报告《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该报告指出的适用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中,就包括技术中立原则,即税收应在电子商务不同形式,即传统和电子形式商务之间寻求中立性和公正性。纳税人在相似情况下进行类似的交易应该得到同样的税收待遇。[28]因此,在有形载体仍然存在,以及载体技术还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中,数字产品不能仅仅因为从有形载体发展到无形载体就免除税收义务。

(二)对WTO贸易分类和税收规则的冲击

不论是传统贸易,还是数字贸易,谈到海关税收,就成为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代名词。因此,WTO多次延期对电子传输(electronic transmission,简称ET)征收关税,被普遍认为是全球跨境数字贸易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2020年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在电子商务章节也重申了缔约方将根据俄WTO部长级会议的决定,维持当前不对电子商务征收关税的做法。然而,由于世界范围内还缺乏相关的针对性研究,很难评估对WTO的电子传输免税制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许多国家不具备对数字贸易中的电子传输征税的能力,到底流失了多少关税,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无法评估。此外,评估免征税款的利弊,一定是要将实际少征的税款与数字产品/服务免征部分所带来的收益进行衡量比较,看看是否前者少于后者。如果后者明显大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数据传输”免征的选择是正确的;反之,则不然。

尽管内容盗版威胁仍然存在,随着云基础架构、互联网访问和遏制盗版等技术发展,内容盗版对象已经从物理介质的光盘(CD)转变为到了“电子传输”(ET)。数字贸易的载体和侵权对象均发生改变。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成熟的3D打印技术可以取代实物跨境交付的传统国际贸易方式,颠覆传统商业,建立在“电子传输”(ET)基础上的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内涵将得以丰富例如,未来一家鞋子生产商,不需要实际出口和运输鞋子,也不需要在目的国设厂,利用3D打印技术就可以在其他国家内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届时,无论是针对货物进口的GATT和商业存在的GATS,对这种商业行为都无能为力。

(三)海关对数字贸易的监管权限不清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明确的贸易规则来规范“数字产品”贸易。对于“数字产品”是否应当纳入海关监管,并征收关税,至今尚无统一明确的意见。WTO 成员各方对于通过电子或网络方式传递或交付无形商品,是属于GATS调整的范围,还是GATT调整的范围分歧较大,至今也没有形成关于数字贸易的专门规则。美国主张数字贸易应当适用关于货物贸易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规则,并积极倡导数字贸易的零关税,积极寻求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推行其数字贸易免税政策。欧盟目前对单纯通过网络传输的“数字产品”跨境贸易不实施海关监管,海关可对包含数字信息的进出口实体货物、物品进行监管和征税(监管和征税方法与其他货物、物品类似),数字贸易如需征收相关税赋由税务部门统一负责。“数字产品”是否涉及违法等执法管控事宜则由其他网络安全监控部门负责。日本关于数字商品和数字贸易的监管也是持上述态度。就目前各国实践而言,在线传输的数字产品跨境贸易尚未纳入海关监管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2条规定,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由此可见,我国海关对有实际载体进出境的影视产品拥有监管权,对通过网络传输、并无实际载体进出境的数字电影拷贝的监管权模糊。传统的海关征收关税是以实物为载体,以物流为依托。货物,通过物流送到买家手中,海关在通关环节对货物进行监管和征收关税。数字产品,通过互联网传输,可以完全不借助有形载体。

四、数字贸易海关监管的建议

(一)充分利用WTO框架规则主张数字主权

为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保护国内市场同类产业和产品,非关税措施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前者是指对进口产品实行直接的品种、数量的限制措施,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出口许可证等;后者是指限制产品进口的各种间接措施,如外汇管制、进口产品的国内税、复杂的监管体制、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政府采购中限制外国产品和购买国内产品的规定等。以数字产品中影视作品为例,兼具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对于一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借鉴类似于欧盟的“文化例外”的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入本国市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

相对于非关税措施、关税容易保证非歧视地对所有进口产品实施,具有客观性;关税透明度高、一旦税率公布,每一个贸易商都可以知晓特定商品的市场准入价格;关税可以给进口国带来财政收人,不会带来寻相现象。因此,WTO允许关税存在,开征关税而限制非关税措施,符合自由贸易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目前数字化产品贸易面临的主要是各种非关税壁垒。例如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调查,目前对跨境数字化产品贸易影响最大的因素包括:本地化要求、市场准入限制、数据隐私和保护要求、知识产权侵犯、不确定的法律责任条款、审查制度以及海关措施,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非关税壁垒。因此,在削减非关税壁垒的同时,开征数字化产品关税,对跨境数字化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未必如主张免税的国家所声称的那样大。

(二)立足本国利益争取数字贸易税收立场

不同国家在数字贸易的监管政策上的选择首先都是基于本国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作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数字化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和获益者,维持国际范围内互联网上“电子传输”免税状态,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眼前和长远利益。而美国维持国内的电子商务征收税收制度与其对外政策的矛盾,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也是国内不同利益集体之间博弈的结果。

以欧盟为代表的WTO成员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落后于美国,因而在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化产品贸易关税税收问题上属于“中间派”。此外,因为各成员国关税收人的大部分需要上缴欧盟统一使用,从成员国的角度来说,对于是否应对“电子传送交易”征收关税的问题积极性不高。但增值税作为欧盟许多成员国重要的税收收入来源,网上交易完全免税将严重威胁这些国家的财政,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并就如何对“电子传送交易”征收国内增值税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开展了一系列改革。

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是跨境电子商务产品特别是跨境数字化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一方面,海关和税务主管当局担心对数字化产品免征关税和其他税费会造成巨大的潜在税收流失,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网上交易零关税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电子商务和数字产业失去保护,使发达国家的数字化产品畅通无阻地进人和占领该国的市场,挤垮该国尚处幼稚阶段的同类产业,不利于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

总之,各国在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化产品贸易税收政策上的选择均基于自身利益。各国在信息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要求,决定了其政策取向。因此,在数字贸易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内外有别的态度,既要肯定开放对数字贸易的重要性,推动本国企业参与数字贸易的国际市场,又要注意培育国内中小微企业参与全球数字贸易的平台。另外,我们也应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贸易公平,促进全球福利。

(三)维护网络主权管辖,扩大海关监管范围

在处理数字化产品的问题时,世界贸易组织的《估价协议》最大的局限性在于“货物”必须具有“有形”特征。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一方面是《估价协议》制定时数字经济时代尚未到来,当时尚未意识到无形产品将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环境的虚拟性,使有形的关境不复存在,既然没有了海关和关境,也就不存在海关估价问题。关境(Customs Territory)指同一海关法规和关税制度实施的境域,即一个国家或地区行使海关管辖权的空间,又称“税境”或“海关境域”。关境与地理上的国境(Border)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致。而关税(Tariff)是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国所征收的税收。“关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法律概念,只要受一国海关法规和关税制度管辖,无论是有形空间还是虚拟空间,都应属于一国的关境。互联网环境下是否存在关境,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有形边界,而在于一国的海关法律是否适用于虚拟的互联网环境。要回答这一问题,需引入“网络主权”(InternetSovereignty)的概念。

“网络主权”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并倡导“网络主权属于国家主权的一部分。[29]国家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管理本国领土的最高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主权的内涵不断丰富。从早期主要体现于陆路主权,逐步拓展到海权、领空权、太空权。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虚拟的网络空间产生了。由于人类国家的弧域拓展到陆、海、空、太空、网络空间五维格局,网络主权也成为国家主权的新领域,即国家主权在虚拟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新维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昊修铭(Tim Wu)与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于2006年出版的作品《谁控制了互联网?》(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也指出互联网的发展与形态会受到现行法律的控制,互联网并不会带来一个新的无边界时代。网络主权具体包括四个方面,①管辖权,即一个主权国家对网络空间进行管理的权力;②防卫权,即一个主权国家防御外来网络攻击与威胁的权力;③独立权,即一个主权国家确保本国网络不受制于外部势力干预的权力;④平等权,即各个主权国家平等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权力。

作为一国网络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管辖权,要求一国的法律在本国网络空间内得以贯彻实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2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所说:“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性。但是,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网络主权,首先应维护互联网环境下的管辖权。互联网环境下尽管不存在有形边界,但仍处于一国的海关管辖权范围内,海关法律仍适用于虚拟的互联网环境。换句话说,互联网环境下也存在无形的“关境”。

(四)建设智慧海关,建立海关数字化治理平台

根据网络主权理论,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化产品跨境交易是通过网络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其交易具有应税性质,无论是有形空间还是虚拟网络空间,是输入国海关监管及其关税制度的管辖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海关估价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有形产品,还应将互联网环境下跨境数字化产品纳入估价范围,这就需要突破《估价协议》的法律局限性。

欧盟委员会发起的一项电子海关计划,旨在通过电子方式取代欧盟范围内的纸质海关程序,创造一种更具效率和更加现代化的海关环境。这一项目有双重目标,包括提高欧盟外部安全和促进贸易便利化,旨在解决欧盟海关的内部互联。2003年,作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电子欧洲(e-Europe) 计划和电子政府(e-Government) 计划的一部分,电子海关计划被正式提出。这一计划由2003年12月5日通过建立的欧盟“多年度战略计划”(Multi-Annual Strategy Plan,简称MASP)执行,并由MASP定期向欧盟委员会报告。从上述对欧盟电子海关计划的介绍可以看出,该计划目前只是一个以电子方式推进贸易便利化的计划,但是背后蕴含的理念,即海关工作适应数字化经济潮流,却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现有的海关机制向数字领域拓展。WCO把2016年定义为“数字海关(Digital Customs) ”年,把2017年定义为“数据分析(DataAnalysis) ”年,以推动海关监管程序的数字化。

我国海关在世界海关发展趋势的方向上可以探索自己的数字海关模式,借力于平台经济发展趋势,利用平台的信息汇集、数据聚集的优势,扩充世界海关组织提出的边境协调(Coordinated Border Management)的内涵,在边境监管部门之间的单一窗口(Single Window)的实践基础上,探索海关与企业合作的综合数字海关平台。例如,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与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贸易平台EWTP(Economic World Trade Platform),或外贸综合服务平台ISMIT(Integrated Services for MSME in International Trade),政府平台系统和企业平台系统打通建立成为现代综合数字海关平台,实现数字贸易中的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关企互通,汇集数字贸易的交易记录、网络技术保障、向海关申报、纳税等信息。

注释:

[1] 2019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数字经济报告(2019UNCTAD-Digital Economy Report)。

[2] 据中国信通院的有关数据,中国数字经济2018年达到4.73万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数字经济的38.3%。而同期,我国GDP已经相当于美国66.49%。另外,与其他几个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占本国GDP的比重也是落后的。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0.1%,美国59.2%,日本45.9%,英国54.5%。

[3] McKinsey & Company (2016),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4] D.Greer (2013),Big Data Security, Privacy Concerns Remain Unanswered,Computerworld,3 December 2013.

[5] WTO (1998),Working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WT/L/274, 30 September 1998.

[6] Weber R.H. Digital Trade in WTO–law–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Ahead,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0,(1):1-24.

[7]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1 [EB/OL].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4415.pdf.

[8]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 ,2014,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15.pdf.

[9] 庞春:《专业中间商的出现:基于西方经济史与超边际经济学的解释》.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49-63页。

[10] J.P. Meltzer (2016),Maximiz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Interne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E15 Expert Group on the Digital Economy – Policy Options Paper, E15 Initiative, 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11]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第16-30页。

[12] 《全球数字贸易的市场机遇与主要贸易限制》报告从互联网基础设施及网络通信服务、运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电子商务、产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消费者通信服务及互联设备等领域介绍了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并归纳了限制数字贸易发展的主要贸易监管和政策措施,包括数据保护及隐私(包括数据本地化)、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内容审查、市场准入及投资限制等。

[13] Miroudot and C. Cadestin (2017), Servic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From Inputs to Value Creating Activites,OECD Trade Policy Paper 197,p.16.

[14] R.Baldwin (2016),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Technolgo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 E. Helpman (2011), Understanding Global Trad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 PricewaterhouseCoopers(2016),Industry 4.0:Building the Digital Enterprise,2016 Global Industry 4.0 Survey.

[17] B.Hoekman and A. Mattoo (2008),Services Trade and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46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8]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Global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 Investigation 332-540, Pub.No.4485,August 2014,p.42.

[19]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Global Digital Trade 1: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Key Foreign Trade Restrictions, Pub. No. 4716, August 2017,pp.58-66.

[20] Ebay(2015),Empowering People and Creating Opportunity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eBay report on Europe’s potential, October 2015.

[21] J. P. Meltzer(2014),Supporting the Internet as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Opportuniti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rooking Working Paper 69, February 2014.

[22] OECD (2009),Top Barriers and Drivers to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Report by the OECD Working Party on SME and Entrepreneurship, OECD, Paris.

[23] B. Schoonjans & P.VanCauwenberge & H. Vander Bauwhede et a.(2013),Formal Business Networking and SME Growt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1:169-181.

[24]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地39届会议工作报告》(A/CN./509)第77段和《电子商务示范法颁布指南》第24段。

[25] WTO, Dispute Settlement-the Dispute-DS285,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te/case_e/ds285_e.htm

[26] WTO, Dispute Settlement-the Dispute-DS363,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te/case_e/ds363_e.htm.

[2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Complainant: Antigua and Barbuda), DS/285, Panel Report.

[28] 同上

[29] 2010年6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我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收到尊重和维护;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提出了“网络空间主权”的概念;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应遵循的四项原则,而“尊重网络主权”是这四项原则的核心。2016年6月25日,中俄两国发展《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国际法意义;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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