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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贸易案例拆解6:三方协议对银行收回垫款的作用

保理大学 | 保理大学,与中国保理共成长! 2022/09/30 16:36

01  交易模式的效力

P银行、买方S公司、卖方Z石油运输公司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买卖双方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付款方式,P银行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S公司提货需向P银行申请《提货通知书》,持通知书向Z公司提货,并约定Z公司实际未发货或实际发货价值少于贸易合同时的 退款责任 及Z公司违反发货流程时的 连带还款责任。

P银行与S公司另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汇票承兑合同》。

S公司与Z公司也签订了《石油化工产品买卖合同》,货物为燃料油,付款方式是先款后货,S公司自提货物,价款结清后办理货权转移证明书

提货期届满,S公司有未结清的承兑汇票金额,P银行对S公司及Z公司提起诉讼。案件一审在四川高院,二审在最高院。

对交易模式的效力,最高院认为, 该模式融合了买卖、票据、退款承诺等法律关系,属新类型的交易模式, 并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应依法确认其效力。

合作协议书》是一份三方协议,对P银行、买方S公司、卖方Z公司都有约束力。判断《合作协议书》下交易模式的效力,考虑的起点是《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

如果没有《合作协议书》,P银行可根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汇票承兑合同》向S公司主张权利。 由于三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P银行则有可能据此同时向S公司及Z公司主张权利。

02  三方协议的提货方式

合作协议书》约定,贸易合同下的货物由S公司自行提取,提货方式为:P银行签发的 《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 S公司每次向Z公司提货均应凭P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S公司提取货物应先向P银行提交《提货申请书》,并按照《提货申请书》落实相应的担保手续或提前还款手续。P银行审核同意后签发《提货通知书》。Z公司收到《提货通知书》后应核对有效签章,无误后应立即签发《提货通知书回执》给P银行。

从上述约定看出,三方协议约定了以P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及相应的提货方式。如果S公司或Z公司不按约定提货、放货,则可能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

另外要注意,如果买卖合同下也约定了提货方式且与三方协议不一致,则有可能引起应按哪个的方式提货、放货的争议。应关注不同法律文件下条款的协调与一致。

03  退款承诺

合作协议书》约定,若买卖双方全部或部分终止贸易合同,或Z公司实际未发货或实际发货的价值少于贸易合同的规定,或S公司逾期未提完货物的, Z公司应在收到P银行退款通知后5日内将己收到的货款金额与累计提货价值间的差额直接退至P银行。 S公司应在P银行授信发放后5个月内将货物提取完毕,逾期仍未提完的,P银行有权主张授信提前到期,同时有权要求Z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履行退款责任。

上述约定是针对Z公司而设置的退款承诺。Z公司作为收款方,在实际未发货或未完全发货时,按此承诺向P银行退款。

Z公司根据该退款承诺向P银行退款,与S公司向P银行还款的基础是不同的。退款承诺是基于三方协议下对Z公司设置的合同义务,而S公司还款则可能是基于P银行的授信所形成的借贷合同关系下的还款义务。

另外,Z公司按退款承诺退款可能属于履行《合作协议书》的义务, 而非承担违约责任。 但当Z公司不按照承诺退款,就可能构成违约并承担赔偿责任,例如支付滞纳金。

04  连带还款责任

合作协议书》约定, Z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发货义务的,应在给P银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S公司一起向P银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Z公司主张,该约定实际上是要求Z公司为S公司向P银行归还其垫付的油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要求Z公司作为油款的实际债权人对实际债务人支付油款实施担保,这与常理相悖、显失公平,因此主张该条款无效。

最高院认为,从《合作协议书》该约定的内容看,Z公司并非对外提供担保, 而是承诺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形式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该约定不属于《担保法》规定的情形。

针对Z公司设置的连带还款责任与退款承诺是有区别的。连带还款责任是在违约情况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与损失有关,而退款承诺是按约定履行退款义务,并非违约。损失要考虑因果关系、损失范围、计算方式等,退款则要计算还有多少货物未实际交付。

连带还款与连带担保也有区别。连带还款 针对Z公司自身 不按《合作协议书》放货时,与S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担保则可能是Z公司作为第三方的担保人, 就S公司与P银行之间出现的债务或违约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05  提货方式是否变更

S公司提出,三方实际交易程序并非是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而是以P银行承兑并向Z公司送达银行承兑汇票,Z公司收到汇票后为S公司办理提货、出库手续。《石油化工买卖合同》中关于提货手续并未规定需以P银行出具的《提货通知书》为签发货物凭证的前提,且该合同的签订在《合作协议书》之后,P银行明知上述提货约定与《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担保提货模式不同,且在合作期间该交易模式被多次实施,仍未提出任何异议,应当视为P银行通过 默示 的方式允许了提货模式的变更。

四川高院认为,若变更三方协议约定的提货方式,需有各方明确意思表示且达成一致意见。《石油化工产品买卖合同》是Z公司与S公司签订,双方在该合同中关于货物发放和交付方式的约定,对P银行不具有约束力, 未经P银行明示确认, 不能视为其已同意对三方协议约定的提货方式进行更改。

S公司主张提货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合同变更。如果成立,则Z公司未收到《提货通知书》就放货也可能不构成违约。S公司是以《合同法》关于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 合同成立的规定作为依据。

四川高院则依据《合同法》关于变更合同内容须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以及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认为本案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不明确,应视为未变更。

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P银行明示确认该变更, 即未能证明“对方接受的”。 而且,P银行不是买卖合同的签订方,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所以四川高院未支持S公司关于提货方式变更的主张,各方仍应按照三方协议提货、放货。

合同变更须经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如果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进行变更,则容易出现争议。当合同签订的主体不止两方而是多方时,证明各方都是“接受的”,则可能更为困难。但无论如何,合同变更的问题是要注意的。

06  三方协议的效力

Z公司提出,《合作协议书》内容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合作协议书》及买卖合同签订的真实背景是S公司拖欠Z公司货款,各方利用贸易融资形式帮助S公司获取银行贷款,实际上各方均明知《合作协议书》下不存在真实油品交付。

最高院认为:

1)Z公司提交的《石油化工产品买卖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及案外人T公司的账目收据等, 仅能证明 Z公司与S公司和T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T公司通过交易获取了相关款项。

2)P银行既未与T公司订立协议,汇票出票人和收款人亦非T公司, 即便Z公司与S公司在货物交易环节虚构真实交易关系,也不能当然否定其他交易环节的法律效力,特别是否定并无证据证明知晓和参与虚构贸易关系的P银行参加订立的三方《合作协议书》的效力。

3)Z公司以自身下属公司与S公司和T公司实为虚构贸易关系为由,主张P银行参与缔结的《合作协议书》无效,进而主张不承担《合作协议书》中的义务,显然有悖基本的诚信,因此依法确认《合作协议书》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合同是各签订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要否定合同的效力,则可能要证明存在另外的意思表示,且合同各方都有此合意。所以,即使三方协议中的两方虚构真实交易,但如果第三方对此不知晓也未参与,三方协议可能仍是有效。

另外,提出否定合同效力的主张要谨慎。如果被认定为目的只是为了不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该主张可能会被认为是有悖诚信,特别是事前明知事后又据此抗辩。

07  连带还款责任的承担

四川高院认为:

1)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S公司向Z公司提取货物须凭P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如Z公司违约发货,应当在给P银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与S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如Z公司实际未发货,则应承担退款责任。

2)对于Z公司是否实际发货,S公司与Z公司抗辩主张不一致,S公司主张已收到货物,Z公司则主张是将承兑汇票项下款项支付给了S公司。对于Z公司而言, 其无论是未按约定方式发货还是将P银行的预付货款支付给S公司,均属违约行为, 应当依约在给P银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与Z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最高院认为,直接交易的Z公司与S公司就是否交货陈述不一,但无论何者真实,Z公司已违反《合作协议书》关于以P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的约定,因此维持四川高院的认定。

本案三方协议下交货纠纷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按三方协议履行但未交货或交货不全,二是未按三方协议履行而擅自交货,三是虚假交易从未想交货。

第一种情形,P银行可要求Z公司履行退款承诺。第二种情形,Z公司可能构成违约,P银行可要求Z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第三种情形,Z公司同样可能构成违约,P银行也可要求Z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在三方协议的效力得到确认情况下,银行不但能向S公司主张回收垫款,也可针对不同情形同时向Z公司要求履行退款承诺或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本案不适用第一种情形,而第二种或第三种情形中将有一种适用,由于都属Z公司违约,因此法院依据连带还款的条款来认定Z公司的责任。

08  协议管辖

S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案件应当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理由是《民事诉讼法》规定合同纠纷约定管辖的范围是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而《合作协议书》约定管辖地为“甲方(P银行)所在地”,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约定管辖范围,应认定无效。

P银行认为S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S公司提起的管辖异议是滥用诉权,恶意拖延诉讼。

四川高院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并非仅限于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法院,还允许当事人选择这五个连接点以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并且,P银行在协议书中载明了所在地,与其住所地一致,所以协议书中约定的“甲方所在地”不属于不确定的概念。S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 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上述内容是有关 协议管辖 的规定。协议各方可以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依法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纠纷。协议管辖条款可以在签订的合同中载明,也可以另行签订。本案是在三方协议中载明。

另外,从《民事诉讼法》第34条看,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是列明的五个可选择的管辖地法院,但并没有规定只能在这五个中选择,关键是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09  案件小结

通过三方协议,使取得授信的买方与收款的卖方都受此约束,并通过退款承诺及连带还款责任的设置,银行可以根据不同情形主张不同权利,最终有助于垫款的回收。三方协议的效力及合同变更的问题也应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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