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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 | 制度与社会创业:基于文献的整合框架

志阳创谈 | 与时代创变者共同探索创业新知 2022/01/29 09:27

制度与社会创业:基于文献的整合框架

文献来源:刘志阳, 许莉萍.制度与社会创业:基于文献的整合框架[J].经济管理,2022,44(01):189-205.

摘要

社会创业是深嵌于制度情境中的独特创业活动,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是当前社会创业研究的焦点。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主题分散,缺乏一个整合性研究框架。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对过去30年管理学和创业学主流学术期刊文献进行梳理,概括了四个主要研究议题,即制度对社会创业选择、过程和绩效的影响以及社会创业对制度变革的促进。在此基础上,整合创业研究的“情境-行为-结果”和“情境-思维-行为”两种研究范式,提出了制度与社会创业双向互动的“制度-认知-行为-结果”(简称ICBO)的跨层次分析框架。最后,基于中国情境的历史特征与数字化新兴实践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和建议。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创业制度成因的认识,也有助于推动合意性的社会创业政策制定。

▋一、引言

制度环境能够激发或阻碍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这种影响作用在强调采用创业方式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业活动中更加突显。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将庞大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当作新机会,社会创业者将有关政府、社会、市场的正式规制和非正式规范与文化转化为微观操作意义上的一般创业过程,从根本上决定了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社会创业活动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其次,社会企业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如社会企业往往需要完成社会使命、实现自我维持以及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因此,社会创业者需要同时管理多种可能存在冲突的制度逻辑,在多种制度要素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以获得自身发展的合法性与相应资源,这决定了社会创业者操纵多重制度逻辑的高度复杂性。最后,与传统创业者相比,社会创业者对制度环境的反应方式存在根本不同。社会创业者改变现行制度规范的能力往往比他们最初着手解决的问题更加重要。因此,为了有效解决深嵌在制度环境中的社会问题,社会创业者通常比传统创业者更愿意发起必要的制度变革。因而相较于传统创业,社会创业更具有高度变革性。

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对制度如何影响传统创业进行了详细综述,也探讨了制度与创业研究之间的融合,但是 社会创业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业形式,与传统创业有本质上的差异。不同制度要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机制与传统创业有所不同。 而且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创业在推动制度变革方面也与商业创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为了开发更有效的社会创业研究模型,有必要构建社会创业的制度研究框架。

制度与社会创业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 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创业在何种制度条件下发生、影响社会创业过程都有哪些制度因素,以及社会创业带来哪些制度变革等议题展开 制度支持视角 认为,积极行动的政府能够为社会创业者提供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支持,从而提高个体参与社会创业的可能性,如Dorado和Ventresca(2013)认为,成长性制度条件有利于激发个体在复杂社会问题中参与社会创业的动机。 制度空白视角认为 ,积极行动的政府会减少社会问题,从而降低个体参与社会创业的积极性,即大规模的政府活动对社会创业具有挤出效应,如Estrin等(2013)发现,强有力的政府会使社会创业者失去动力。 制度逻辑视角认为 ,相互竞争的制度逻辑共存能够创造社会创业机会,触发社会创业行为,如Mair和Marti(2006)认为,社会创业者的信念和价值观与他们所处的共同制度规范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会驱使个体从事社会创业活动,进而发起制度变革。 从现有文献看,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缺乏一个统一的整合性研究框架 。一方面,制度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哪些制度要素能够对社会活动产生影响,制度要素之间是否会有重叠,同一制度要素是否能够作用于社会创业的整个发展阶段等问题未得到解答;另一方面,宏观制度作用于微观社会创业认知和行为以及微观社会创业活动向上推动宏观制度变革存在跨层次问题,而制度与社会创业之间跨层次的双向互动关系及内在机制并未得到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大多是对不同制度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活动进行验证性分析,并不能充分揭示宏观制度与微观社会创业互相作用的中间机制。

为此,本文对过去30年间发表的724篇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筛选出发表于国际顶级管理学和创业学期刊中最具代表性的63篇文献,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制度情境下社会创业研究涌现出哪些主题?(2)社会创业如何影响制度变革?(3)结合中国情境,制度与社会创业的未来议题将会是什么?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通过系统文献梳理,证实制度与社会创业是一个富有潜力且亟待建构的研究领域。初步厘清了制度与社会创业的研究包括制度影响社会创业选择、过程和绩效以及社会创业促进制度变革四个方面主题。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推动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的深度融合。二是基于创业研究的“情境-行为-结果”和“情境-思维-行为”两种基本研究范式,提出了制度与社会创业双向互动、跨层次的分析框架。本文不仅动态化呈现了制度与社会创业之间的影响路径与机理,也扩展了制度理论和社会创业理论的应用边界,对推动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三是通过绘制制度与社会创业的研究机会图谱,展现了中国情境下的未来研究方向,对建构中国社会创业研究的学术和话语体系,乃至推动国内社会创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系统文献综述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LR) 对制度与社会创业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回顾。这种方法能使研究者以严谨和可复制的方式定位、选择、评价和整合大量宽泛的研究,从而对某一研究领域做出清晰梳理。目前,系统文献综述法在创业研究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具体而言,该方法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与文献编码三个步骤(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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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收集

为了确保能够完整地覆盖重要文献,本文参照以往社会创业综述的期刊选择标准,聚焦管理学与创业学领域,最终框定18种国际主流期刊。本文主要采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对文章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以2020年12月31日为检索时间截点。通过检索式(“social entrepreneur*”OR“social enterprise(s)OR“social business”OR"social venture(s)"OR“social entrepreneurship")AND(“institution*”OR“legitimacy”)对文章进行检索,删除重复文献后共提取724篇文献。在阅读文献标题、摘要和主要内容后,按照图1所示的排除标准,669篇文献予以排除。由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少量缺失,本文在ABI/INFORMGlobal、Proqust等数据库中,根据检索式对文献进行再次检索(增加5篇)。最终整理出60篇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文献(包含52篇实证文献和8篇概念性文献)。另外,通过进一步文献梳理发现,社会创业早期研究文献并未进入主流管理学和创业学期刊,而是发表于非营利组织期刊中,部分文章具有较高的引用量和学术贡献,可视为重要文献。如社会创业研究的第一篇文献是由Waddock和Post在1991年发表于公共管理领域顶级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上,文章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提出社会创业这一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社会创业研究的起源。通过文献追溯将此类文献提取出来并纳入综述中(共3篇),最终获得63篇与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包含53篇实证文献和10篇概念性文献)。为了确保研究文献检索的有效性,本文还将所选择文章与其他相关研究综述所选文章进行了交叉对照,最后予以确认。

2.数据分析

图2是本文综述所包含文章的总体概览图。从文献数量分布来看,总体呈现出非均衡的增长模式。 第一阶段是研究的萌芽时期(1991-2006年) ,其中第一篇研究成果发表在1991年,探讨了社会创业所引起的社会变革。随后15年左右的时间,社会创业研究停留在对社会创业进行概念界定,探讨社会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区别,并未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一阶段的社会创业研究主要由公共管理领域学者推动。 第二阶段是研究的爆发时期(2006-2016年) ,从2006年开始,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逐渐吸引主流管理学和创业学领域学者的注意,学者认为社会企业不仅仅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创新,更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2016年相关研究文献达到顶峰,这一年有关社会创业的定量文章总共发表了13篇,其中有九篇文章都在探讨制度对社会创业的影响,表明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研究社会创业的制度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三阶段是研究的分化时期(2016年迄今) 。2016年之后,多种研究议题开始涌现,研究主题趋向多元化。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促使社会创业出现的制度因素、制度对社会创业机会识别和资源获取的影响,以及社会创业如何促使制度变革等重要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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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文章发表的期刊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如图3所示), 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文献主要发表于创业学刊物,也受到主流管理学刊物的关注 。具体来说,77.8%(48篇)的文章发表于创业学期刊,其中创业三大刊中的发表量占了23.8%(15篇)。迄今,五大管理学期刊中已有四大期刊(AMR、AMJ、ASQ、OSci)开始讨论这一研究主题而且发表量达到12.7%(8篇),可以说,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已经进入主流管理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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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主题

采用系统文献法对所选63篇文献进行内容编码。通过对初级编码的分析与提炼,将文献的研究主题归类并按照时间发展进行梳理,呈现出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主题的动态发展趋势,如图4所示。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创业选择、过程和绩效,以及社会创业如何促进制度变革。 在研究主题分布上,现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制度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20篇)和社会创业过程(28篇),而对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创业绩效(3篇)以及社会创业如何影响制度变革(12篇)这两个主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在研究方法上,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创业选择、过程和绩效,更多采用以大样本为主的定量研究,而社会创业如何影响制度的研究则更多采用以案例分析为主的质性研究。本文结合图3,分别对现有研究主题进行讨论,以厘清研究脉络,并为构建制度与社会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提供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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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影响社会创业选择

社会文化中嵌入的有关创业适宜性的制度观念是决定个体是否选择创建新组织的关键力量。通过影响个体对在当前社会情境中从事社会创业活动是否恰当的感知,制度环境会对个体的社会创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从正式的规制制度、非正式的规范制度和文化-认知制度三个维度对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创业选择进行探讨。 其中,规制制度是指由于政府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规制所产生的客观约束和激励。已有研究表明,产权质量、人类赋权对社会创业进入具有促进作用。而学者对政府行动主义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存在争议。制度支持视角认为积极行动的政府能够为社会创业者提供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支持,从而提高个体参与社会创业的可能性;制度空白视角则认为政府支持的缺失使得社会需求无人关注,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为个体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动力。规范制度是指特定文化中主导的实践或规范对适当行为的期望。文化-认知制度是指与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文化共享理解。现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文化、后唯物主义文化价值观、群体内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信任水平都能够积极影响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将同一非正式制度变量对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的影响差异进行比较发现,群体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提高了个体参与社会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而且还限制个体参与仅由经济动机驱动的商业创业。同时,社会信任对社会创业的正向促进作用强度也大于商业创业。这体现了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在制度感知上的差异,反映了社会创业的异质性。另外,由于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制度之间会相互影响,能够通过约束或激励共同塑造个体认知和行为,单独探讨某一制度变量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创业选择往往会陷入哪一种制度要素更为重要的理论争论。因此, 一些研究开始从制度配置视角关注多种制度要素的组合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创业选择。 研究表明,政府行动主义与社会支持文化间存在补充效应,而与后唯物主义价值观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检验多制度的组合效应比检验它们的单独效应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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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探讨制度对社会创业选择的直接效应外,现有研究还从个体的性别、年龄以及资源拥有程度等视角探讨了个体因素影响其社会创业决策的制度边界 。研究结果表明,人类赋权和后唯物主义价值观都能够加强企业活动中亲社会导向的性别效应。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方面的正式制度质量使创业者年龄和他们追求社会价值创造目标之间所具有的U型关系更加陡峭。而人力资本对个体社会创业参与的作用取决于制度的质量,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有利于拥有相应资源的个体进入社会创业。

总之,正式制度中的产权质量、政府行动主义和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价值观等因素是学者们当前关注的重点,但是目前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原因在于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测量方式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并且,当前研究对社会创业选择制度影响因素的探讨有限,对制度组合作用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极大制约了深入分析制度要素如何影响社会创业选择的可能性。未来研究需要对不同制度进行细分并规范制度测量方式,以探讨不同的制度条件以及制度组合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进而拓展这一研究主题。

2.制度影响社会创业过程

社会创业是通过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资源,以寻求社会领域创业机会的过程。为了成功创建社会企业,在社会创业过程中需要进行机会识别、资源开发、合法性获取、组织形式选择以及构建外部合作网络等活动。 制度对创业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创业者在社会企业创建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决策可能取决于他们对这种行为所附带的社会意义的认识。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政府的影响力结合其他地方制度力量(网络支持、劳工支持和融资支持),能够促进社会创业者的机会信心。而社会创业者为了突破制度限制,在面对薄弱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技术监管制度和政治约束时,会采用拼凑手段来重新配置现有资源。特别是当通过正式渠道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较高时,社会创业者更有可能使用资源拼凑。

其次,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建立具有先后顺序,规范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先于认知合法性。社会创业者常常运用话语或修辞策略说服听众从而建立合法性。通过优先考虑基于英雄创业者成功故事的叙事和反映商业理想类型的组织模式这两种话语,社会创业者能够在合法化慈善活动的基础上支持市场化。而通过文化元叙事将社会企业塑造为主角,将那些挑战变革的企业塑造为对手,采用能够提高主角重要性的修辞策略也有利于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商业企业有所不同的是,社会企业不仅需要与潜在的资金提供者和客户建立合法性,还需要优先与社会企业的受益人、员工和志愿者、所在社区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关系。

再次,社会企业具有多种组织形式,主要分为营利型、非营利型和混合型社会企业。创建社会企业的核心动力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创业者倾向于选择能够有效调动解决社会问题所需要资源的组织形式。从制度层面来看,由于同时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合法性缺失所引起的制度模糊会影响社会创业者的组织形式选择,其组织形式会随着社会创业的双重逻辑以及对外部环境制度复杂性的响应而有所变化。现有研究主要运用案例方法从制度逻辑视角探讨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选择。

最后,社会企业所依赖的大部分资源并不在社会创业者的直接控制范围内,而是散布在董事会成员、捐赠者、投资者和志愿者等合作伙伴手中。因此,为了有效利用组织边界之外的资源,社会创业者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支持者网络,并具备与资源提供者沟通社会创业活动的能力。制度环境会对社会创业网络建构的形式和持久性产生强烈影响,在制度空白的情况下,社会创业者往往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创造社会价值。然而,当产生制度障碍时,社会企业和其他行动者之间很少有互动,这将限制社会企业参与区域发展活动。

相对于其他研究主题而言,学者对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创业过程更感兴趣 。在63篇文章中,共有28篇文章在关注这一研究主题。但是,目前这部分的研究分散在机会识别、资源开发、合法性获取、组织形式选择以及构建合作网络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研究结论碎片化,彼此之间缺乏关联性。而且现有研究对社会创业过程的关注也并不全面,诸如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企业治理、商业模式等重要过程暂未涉及。这可能是由于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测量社会创业过程所涉及的各种要素较为困难,致使数据可获得性较低,进而增加了研究难度。但是深入探讨制度影响社会创业过程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利于弄清社会创业的本质,也将为不同国家与地区优化制度环境促进社会创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3.制度影响社会创业绩效

除了影响社会创业选择和过程外,制度环境还能够影响社会创业绩效。 不同于商业创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绩效目标,社会创业的绩效包含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社会创业混合价值创造的要求使其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潜在冲突。但是,De Beule等(2020)认为,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并不是对立的,制度环境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制度质量相对较高的国家能够为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提供有效的奖惩机制,从而使社会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绩效之间能够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并激励社会企业扩大规模,以便它们能够进一步提高社会影响力。这一想法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De Beule等(2020)对BOP市场中社会企业的研究表明,在制度质量相对较高的国家,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创造社会价值来提升其经济绩效。然而,当社会企业对经济绩效的追求导致其将经济目标置于社会目标之上时,社会企业就发生了使命漂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制度条件下,社会企业发生使命漂移的可能性也有所不同。商业化是导致社会企业发生使命漂移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化增加了社会企业偏离市场包容性目标的风险。国家脆弱性不仅会增加社会企业偏离市场包容性的风险,也放大了商业化与使命漂移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在国家脆弱程度较低的国家,为穷人提供服务的成本较低,从而减轻了社会创业者转向较富裕客户以实现盈利的压力。

相对于其他研究主题,目前仅有三篇文章对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绩效进行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的潜在假设仍然是遵循制度规则、与行业内知名组织建立联系能够在各个维度上赋予企业合法性。合法性的获取有利于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进而有效提升企业绩效。然而,战略领域学者已经发现,虽然遵循制度要求能够为企业带来合法性,但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和增大竞争压力,进而阻碍企业成长。即组织合法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资源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源有助于企业从合法性中获益成长,制度则有可能约束企业行为,导致其无法做出最优战略选择。而社会创业研究目前只捕捉到合法性为企业带来资源的积极效应,忽视了其制度约束的消极效应。 另外,现有研究只关注了影响社会企业绩效的制度边界,缺乏对制度影响社会企业绩效直接效应和中介机制的探讨。 更为重要的是,与相对有形的可量化的经济绩效相比,不可量化、多维度的社会影响力感知差异,为衡量社会价值创造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只有构建社会绩效测量标准,才有可能推动社会创业研究的深入,这亟待社会创业领域学者进一步解决。

4.社会创业影响制度变革

传统新制度理论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认为行动者嵌入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中,受到制度的约束,而制度创业研究则为制度变革的内生解释开辟了新途径。通过引入行动者的能动性,制度创业有助于回答新制度如何产生和改变的问题,从而将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制度创业者对制度环境的塑造上。 社会创业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如可持续推动减贫等一系列问题)往往需要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社会创业者不仅需要理解眼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还需要理解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及其相互依赖关系,这样才能够在关键时间点引入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学者往往将社会创业者视为变革代理人,探讨社会创业如何创造社会价值并实现制度变革。这一主题的探讨能够为制度内生性的解释提供有利补充。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商业创业也确实能够以新的有价值的商品、服务和就业等形式造福社会,并产生变革性的社会影响,这种变革甚至是一些商业创业者的创业动力。但是商业创业的根本目的是为私人利益创造经济价值,而社会创业的根本目的是为公共利益创造社会价值,其发起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创业者通常会积极融入由当地制度条件构成的市场环境中,在改善不利社会条件和重塑区域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市场驱动的社会企业能够改变新兴市场的游戏规则,为包容性增长创造更多机会。具体来说,社会创业者会努力识别当地的制度,设计与这些制度环境产生共鸣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并通过采用底层入侵(Ground-level Incusions)的方式驾驭当地的制度环境,从而为低服务水平社区的市场运作做出贡献。社会创业者通过对边缘群体的能力建设,改变当地的规范、角色和期望,从而对当地文化环境做出积极改变。通过挖掘制度空白中隐藏的商业机会,社会创业者也能够成功地弥补制度结构中的缺失,构建包括边缘群体在内的包容性市场。一方面,社会创业者具有对制度复杂性做出创造性战略反应的能力。制度复杂性不一定会阻碍社会创业者实施社会变革的生存和能力。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复杂性 可以触发社会创业,以激发创造性反应,进而可以放大、扩展、桥接甚至转变社会价值主张。另一方面,虽然制度的缺失和/或薄弱以及制度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社会创业的进入和参与,但是社会创业者往往拒绝制度环境主导所强加的限制,并采用拼凑的方式制定新的制度规则,从而实现制度变革。

尽管已有12篇文章对上述这一主题进行探讨。然而,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以及制度变革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一主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采用概念性或质性研究对理论进行探讨,只是描述了社会创业可能带来的社会进步,很少对社会创业创造社会价值、促进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实际社会进步进行探讨。同时,由于没有大样本定量研究对其内在机制做进一步分析,现有研究结论的一般性和普适性不够,抽象出的理论深度和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总之, 社会创业促进制度变革这一主题的研究进展缓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对于社会创业如何引起制度变革以及引起何种制度变革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四、“制度-认知-行为-结果”整合框架

通过对制度与社会创业的研究主题进行梳理发现,社会创业研究作为当今战略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社会政策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前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研究议题。现有研究从正式制度、非正式规范和文化-认知制度三个维度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社会创业过程和社会创业绩效,以及社会创业者作为制度创业者如何推动制度变革等问题展开,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制度理论作为一种规范的社会创业研究框架仍未被确立起来。已有研究虽然已经关注到不同制度要素如何影响社会创业,但研究结论并未形成明显共识,研究结果呈现分散特性,尚未形成研究合力。 而且研究对象也较为零散,涉及面窄,主要关注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创业选择,对于社会创业过程中的多种要素和绩效缺乏深入分析,也尚未阐明制度影响社会创业的内在机制以及制度-社会创业的互动机理。为弥补上述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本文在梳理、归纳已有研究分析层次、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等问题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间的逻辑联系,结合创业研究中的“情境-行为-结果”和“情境-思维-行为”两种基本研究范式,将认知因素引入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的框架中,初步构建了制度与社会创业互相作用的“制度-认知-行为-结果”(简称ICBO)的跨层次分析框架(如图5所示)。 “情境-行为-结果”这一创业研究范式源自创业过程学派,其基本假定是与特定情境相匹配的创业行为组合更有可能创业成功。但创业实践显示,特定情境下的相似创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有所差异,创业过程学派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充分揭示并预测创业现象。为更深入地揭示创业现象的内在机理,创业研究从关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行为理性转向探讨其认知理性,形成了“情境-思维-行为”的创业认知学派,其基本假定是创业活动的独特性并非来源于外在的行为表现,而是创业情境所引发的潜在认知独特性,从而深化和拓展了创业过程研究。本文认为,将上述两个研究范式结合并引入社会创业研究中,有助于呈现制度情境下社会创业的行为独特性及其内在认知机制,有助于从社会创业结果出发深入探讨其制度成因。如此,可以将上述碎片化的知识整合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以检验关键问题并推动理论发展。 本文所提出的ICBO框架具有双向互动的跨层次结构(宏观-微观-宏观),层次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文认为,宏观制度与宏观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都是由涉及微观层次的联系所传导的,并且制度具有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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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能够影响社会创业认知(路径1)。创业认知是潜在创业者在进行创业机会评估、企业创建决策等活动时所运用的知识结构。 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能够对微观个体的认知能力产生极大影响。 创业认知的有效性决定了创业行为的有效性,个体对社会创业的认知能够直接影响其社会创业决策和行为(路径2) ,如对社会问题的识别、资源获取和利用方式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宏观制度作用于微观社会创业认知和行为的跨层次问题使制度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效应十分复杂。一方面,通过建立稳定的人际交往结构,正式制度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从而使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交易成为可能。然而,社会创业通常出现在市场失灵或正式制度严重缺失的创业环境中,社会创业者不仅需要承担创建新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还需要承担建立支持这种企业发展的新制度所涉及的风险。这促使社会创业所面对的制度条件相比于商业创业更加复杂,由其所诱发的社会创业认知也与一般性创业认知有所差异。在复杂制度条件下,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和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认知在创业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正式制度的发展会受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文化往往更持久,塑造着更广泛的认知和行为。文化通过意义建构形塑了个体的身份和类别,身份认同和类别归属涉及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群体归属感的认知。个体对社会创业在当前制度环境中是否“适当”的判断,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类别归属存在差异。文化通过提供被行动者内化的共享认知类别(例如,如何感知和评估社会问题)和规范(例如,打破规范的可接受程度等)来传递价值和影响认知。社会创业是努力帮助他人并实现自我价值的活动。相比于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商业创业,社会创业身份中以他人利益为主的亲社会认知的作用更加凸显,进而促使其产生与一般性创业活动有所不同的社会创业行为。

其次,社会创业行为能够直接产生社会创业结果,这些社会企业的建立和成长最终会累积成整个社会的结果,如社会问题的解决(路径3)。创业努力可以直接影响制度,整个社会的社会创业结果最终能够推动制度变革(路径4)。 在现有制度限制的情况下,新制度如何出现是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Giddens(1979;1984)的结构化理论阐明了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理论,将结构视为人类行为的产物和约束,行动者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制度创业的提出。制度创业是指制度创业者在场域中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过程。社会创业者作为变革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与制度创业者的角色有所重叠。在改善不利的社会条件方面,社会创业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创业者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调动创造力、资源和引入社会制度安排来促进可持续的社会变革。社会创业活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产生了社会和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认知、范式和规则,从而在根本上改变边缘群体生活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因此,社会创业的目的不只是单纯地解决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促使其他个体和组织在长期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意识发生积极改变。 只有改变影响个体认知和观念的制度文化,才能根本上解决复杂社会问题。

▋五、ICBO框架研究议题

制度与社会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社会创业研究的重要议题,应该引起我国社会创业学者的高度重视。文献研究的贡献在于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并推动构建更加严谨和重要的研究框架。为此,本文将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双向互动的跨层次分析框架进一步细化,提炼了这一领域值得未来研究密切关注的前沿主题和研究脉络(如图6所示)。其中,实线表示已有部分学者对变量间关系进行了探讨,虚线和星号(*)表示目前学界尚未关注此部分内容。结合中国情境,本文认为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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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ICBO框架研究图谱及未来研究机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第一,制度要素的情境界定与测量。 由于制度的概念界定存在差异,社会创业研究中的制度要 素很少具有可比性。学者们利用不同的指标测量制度环境,导致有些研究出现互相矛盾的结果,使制度与社会创业研究的理论贡献碎片化。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其制度环境呈现出由体制内格局和体制外格局并存的复杂社会结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双元性智慧(如竞合、阴阳等),也使得对中国制度要素的界定更加复杂化。由于中国制度存在独特性,很多国外的制度测量指标并不能准确衡量中国的各种制度要素,这使得学者无法深入探讨中国制度情境下的社会创业活动。因此,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对不同的制度要素进行严格界定;另一方面需要根据中国的制度特征开发合适的测量指标,使其测量能够体现出中国制度的独特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厘清中国制度对社会创业的跨层次影响机制,进而对制度理论和社会创业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制度要素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制度研究隐含的基本假设是制度载体是同质化的个体,忽视了个体的异质性和能动性。然而,制度理论的微观基础认为制度不会以同一方式影响个体,个体是“有意识地解释和抵制环境”的活跃代理人。同一制度环境下,个体对制度的反应有所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个体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等个体特征以及失败恐惧、风险感知等认知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微观基础对个体的个体特征和认知因素进行探讨,以挖掘制度对社会创业跨层次作用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中国情景,有利于推进从微观视角探讨制度影响社会创业的相关研究。一方面,过去40年间中国制度环境的时空差异导致个体微观特质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份的制度和文化观念会存在差异,使个体对制度环境的感知有所不同。基于中国情境,系统地从时间和空间角度探索制度影响社会创业的微观机制,不仅有助于完善制度和社会创业相关研究,还有助于全面认识制度影响社会创业活动的内在机理,为设计新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第三,社会创业者的多重逻辑驱动和操纵。 由于社会创业活动内在的双重逻辑和组织场域中存在的多重逻辑,使社会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逻辑多样性。然而,现有研究对社会创业者如何同时操纵和应对多重逻辑仍然知之甚少。由此衍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社会创业者如何应对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多种利益相关者需求也缺少探讨。但是,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混合组织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着难以被多种拥有不同主导逻辑的利益相关者认同的合法性障碍。更为严峻的是,中国法律目前对社会企业还没有明确的定位,使其主要以社会组织和商业公司两种身份存在,注册的组织形式无法与社会企业的组织目标完全契合,致使受众在认知上形成偏差。通过探讨社会创业者如何驾驭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以及如何创新性地运用操纵策略,有利于缓解中国社会企业面临的合法性问题。

第四,制度变迁的深刻影响。 制度环境构建了创业行为的合法性和激励结构,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释放社会创业活力的有效选择。但是,目前对于动态的制度变化如何作用于社会创业仍未有学者进行探讨。制度改善既减少了社会问题、提供了资源支持,也增加了环境不确定性,使社会创业研究更加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正式制度在不断完善,制度空白逐渐减少。从制度空白视角出发,不断完善的制度会减少社会问题的存在,从而降低社会创业者的内在动机。但是,中国的社会企业却正在蓬勃发展,呈现出与理论解释相反的发展趋势。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基于中国情境,探讨制度变迁如何影响社会创业这一问题,从而不断优化社会创业成长的制度环境,推动社会创业实践。

第五,数字化的潜在影响。 随着全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提升了包括社会创业在内的微观创业活动效率。物联网、大数据、边缘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所创造的收益和交易成本的相对下降,不仅降低了创业门槛,也重塑了机会发现和资源获取的方式,加快了社会创业的发展,使其具有主动性、动态性、跨层次和可回溯性,提高了社会创业活动的质量。同时,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社会创业者可以识别到更多的社会创业机会,有利于提高社会创业绩效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然而,有关数字技术赋能赋权个体社会创业的过程机理并不清晰,仍未揭示数字技术如何赋能社会创业的商业模式设计、赋权混合价值共创背后的数字力量,这不利于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学者们在探讨制度与社会创业互相作用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数字技术在其中的作用。而且,中国正处于数字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在中国情境下,数字技术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会更加凸显。针对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会创业行为、过程管理和政策建议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利于构建本土社会创业理论,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创业的发展。

总之,社会创业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动态中,是一种情境依赖的创业过程。 随着社会创业研究的蓬勃发展,与制度相关的研究始终是社会创业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为制度与社会创业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土壤。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构筑中国社会创业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创业实践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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