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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失策举棋不定

孙武子 | 工业互联网,解放生产力。 2022/01/28 16:07

直到 1894 7 16 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经过会商,才确定了一面备战,一面和商的方针。

《孙子兵法 . 计篇》曰 :"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 得算多也 ,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 得算少也 . 多算胜 , 少算不胜 , 而况于无算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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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我拉开战斗序幕之前 , 就已 " 庙算 "( 古时战前君主在宗庙里举行仪式 , 商讨作战计划 ) 周密 , 充分估量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 开战之后就往往会取得胜利 ; 拉开战斗序幕之前 , 没能进行周密 " 庙算 ", 很少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 开战之后就往往会失败 , 更何况开战之前无 " 庙算 " ? 可见 , 将帅的智慧谋略在战争中是何等的重要。

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亲传弟子,但是热衷于取巧,对此,曾国藩至死为之忧心忡忡。李鸿章一直心存侥幸始终不肯相信:“凡是在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

曾国藩是一个“守拙”的人,他不喜欢取巧的东西,认为““天下之至拙 , 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不相信任何一种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取巧之事。

《孙子兵法·军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制造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使自己不被战胜,其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敌人能否被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给我们以可乘之机。

曾国潘所统率的湘军每到一处便修墙挖壕、安营扎寨、步步为营,将本来是攻城拔寨的进攻任务变成了防守任务,一点点蚕食着太平天国控制的区域,这便是“结硬寨”,很重视扎营与守营,先保证自身军队的安全后再做打算。

湘军攻城经常性地用时整年,而不是两三个月,通过挖壕沟围城,断敌粮道、断敌补给,有必要时进行围敌打援,方法很笨,但非常有效,这就是“打呆仗”。

曾国潘临危受命,组织了一 家乡军,也就是湘军,这样一支队伍,曾国潘是死不起人的,所以才有了结硬寨,先求自保,也就是《孙子兵法》所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简言之就是先不输,再求赢,结硬寨是为了先不输,

曾国藩之“土气”,不是“土包子”“土老帽”的土,而是指他善于从传统兵学中取经寻宝,以为当世之用。“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按:指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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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为“临阵指挥,非其所长”的曾国藩,有着成熟的用兵思想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主张结硬寨、打呆仗,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变更主客之势以掌握主动,都是极有见地的军事思想。

作为战略家的曾国藩,最为当之无愧。

李鸿章虽出身科举,但思维开放、头脑灵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长于思考军国远略。他写信告诉曾国藩,如果采用西方火器,并仿效西式练军方法训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是绰绰有余的。

李鸿章这种“器重于人”的思想在曾国藩那里是绝对行不通的,但是李鸿章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力而不再受曾国藩的约束。

李鸿章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施行了,仅过半年时间,所部中原来的小枪队已经全部改为洋枪队,逐日按西法训练,同时成立了春字营炮队。到次年夏天,所部陆营洋枪已多达一万五六千支。

1865 年春,每营之中洋枪已有 400 余支,少的也有 300 余支。因为新式武器均从西方引进,结构复杂,李鸿章特意雇用一批外籍军官指导武器使用和士兵操练。

淮军以新式火器为主的装备,与湘军以冷热兵器并存的装备形式不同,也就必然导致编制上的革新。

李鸿章的淮军之中,大大改变了湘军旧有营制,各部军中大都有洋炮队,并建立了巡抚直辖的巡标亲兵炮队,这种与步兵分离、归统帅直接掌握的炮兵部队,与现代军队中的炮兵旅、炮兵团相仿。

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是凭湘军一己之力,而李鸿章联合常胜军统领戈登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借助了洋人、洋枪、洋炮的威势。

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成功劝说了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人投降了李鸿章,但是,纳王等人投降后,李鸿章自食其言,却在 1863 12 6 日诛杀了纳王等人。

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 , 在李鸿章举行的“庆功宴”上系数被杀,按说,自他们归降后的 1863 12 5 日夜里,归降清军的太平军将士皆已剃掉了长发,交了武器,可为什么会出现李鸿章愤而杀降且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李鸿章要杀诸王,纳王郜永宽似乎早有预感,因而当郜永宽去找戈登寻求庇护的时候,戈登还有些不相信,他不相信李鸿章会这么做,便劝郜永宽不要惊慌,并让通晓汉语的马格里安抚郜永宽,要他安心,但郜永宽等人还是很快便被杀了,听说此消息的戈登既震惊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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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先是从马格里处得知诸王被杀的消息的,接着,纳王郜永宽的叔父也在慌乱中求见戈登,他也是太平天国的官员,只不过他的地位低于纳王。他说,纳王已经被李鸿章所杀,请求戈登统领护送纳王的眷属到他的家中避难,戈登听了马格里的报告,本来就很惊异,现在更对李鸿章不满了,他立即作出安排,自己亲自领着纳王的亲属穿过大街,来到纳王叔父的家中,并派兵将纳王的叔父以及纳王眷属保护起来。

戈登走进纳王叔父的院子时,那里挤满了很多在此避难的太平军,显然都是来避难的,看着这些充满期待眼神,戈登越想越生气。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戈登决定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因而他亲自过河去查看。果然,在运河对岸躺着几具残骸和砍下的头颅,戈登认出有一个就是纳王郜永宽的脑袋,他立即捡了起来,带着头颅,他想找李鸿章问个清楚,讨个说法。戈登打算乘轮船直抵李鸿章大营,用武力逮捕他,然后逼他弃印,并向清廷控诉李鸿章犯了滥杀无辜的奸诈罪行。万一李鸿章拒绝下台,那就不能保住戈登替他打下的江苏各城,因为戈登将把这些城池交还给太平军,以抵偿李鸿章的罪孽。或许这项计划未免狂妄,但他脑子里充满的都是对李鸿章的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荣誉和大英帝国的荣誉都将扫地而尽。李鸿章的罪恶勾当必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全世界明白真相。

但是,当戈登抵达李鸿章营帐时,他已经在苏州城内举行隆重的入城大典了,对自己所犯的罪孽似乎没有丝毫的歉意,因而,戈登一时难以实现 讨要说法的愿望,他只好无可奈何的回到自己的大营,写了一份具有控诉性质的公函给李鸿章,说明了自己对李鸿章的行为感到遗憾,更为愤慨。随后,戈登乘轮船东下前往昆山与部下会合,并带着纳王的幼子和纳王的头颅,大有不给个说法,就不参加下一阶段战斗的意味。

老实说,在过去的合作中,本来戈登就对李鸿章心存不满,主要是李鸿章经常拖欠常胜军的薪水,这让戈登非常气恼。现在,借助太平军降将被杀这一事件,一下子爆发了。戈登盛怒之下,携枪寻李鸿章,欲严惩之。李鸿章避而不见,戈登即回昆山,要求李鸿章率军退出苏州,辞去江苏巡抚职务,先将印信交出以候清廷旨意,否则即发兵攻打湘淮军,并夺回所占各城交还太平军。

面对这种情形,老实说,李鸿章还是很害怕的。他遭到自己的英国幕僚马格里,希望马格里从中调解,李鸿章的请求,马格里找了一艘快船,由当地的船夫划着,沿运河东下向昆山方向划去。当马格里来到戈登的营帐时,戈登仍是余怒未消,案头上放着纳王郜永宽的头颅。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难以心平气和商谈事情的,因而,当时绝不谈李鸿章让他出面当说客的事情,吃过早饭后,戈登问马格里,此来做什么事?马格里说,最好密谈一会儿,但戈登却说,大家都是朋友,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事情,因为当时营帐里坐着好几个人,都是戈登的好友,显然这些人也是来劝说要戈登冷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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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不避人的态度,使马格里显得有些尴尬,但他还是把昨晚李鸿章所说的话告诉了戈登,并请求他不要对李鸿章实施最后通牒,那样恐招致中国陷入更大的战乱,甚至引起中英外交关系的中断。马格里的劝说,得到了当时在场的葡萄牙驻上海领事亨利·邓特的支持,尽管众人极力劝说,戈登当时驴脾气上来了,对众人的话仍是充耳不闻,气咻咻地对马格里说:我不要听你那些软弱无力的劝告。并且当场立刻下令‘海生”号准备出击,载运一批士兵开往苏州。

马格里生怕戈登径赴李鸿章大营,加以逮捕,因此借了一匹马,沿着运河疾驶,去报告李鸿章作好戒备。然而戈登三思后,显然感到朋友的忠告颇为明智,结果没有打扰李鸿章,仅仅到程学启守卫的寨子中,要求他交出纳王尸体,以便埋葬,同时要求程学启释放已经捕获的纳王眷属。

程学启照办后,戈登就回到昆山。他在自己的大营里焦躁地写道,李鸿章杀降的事件,“这件事是残忍的,因此,我焦急地等待着对他(李鸿章)的审判和处决”。在马格里、亨利·邓特劝说戈登之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新任领事梅辉立也到昆山劝说戈登,据他后来自述,“他发现戈登少校对于发生的事故怒不可遏,万分厌恶,急于毫不含糊地表明他本人以及公众对于这种罪行的愤慨。”

1863 12 10 日,李鸿章也派自己的亲信潘曾玮拜访戈登,表达李鸿章的歉意,戈登接见了潘曾玮,由上海领事梅辉立作他们的翻译,他后来记述当时的会见情形:戈登严肃地告诉那位中国官员,他对李鸿章的举动感到无比 恶,并且指出,这种行为将使舆论哗然;最后戈登声称,他决定跟李鸿章断绝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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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对李鸿章充满愤懑,而常胜军的全体官兵也是怒不可遏,在发饷和增加军需的问题上,大家已经对李鸿章很是不满。现在借助这一事件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不是戈登加以阻止,官兵们早已攻击李鸿章了。在激起公愤的情况下,驻上海英国陆军司令伯朗将军感到,当常胜军的头领和士兵们都对李鸿章怒火中烧之时,这支部队是很难听命于李鸿章的指挥的,因而,他暂时领导了常胜军与戈登。

至于对李鸿章如何处理,伯朗向戈登表示,等待清廷和各国公使的决断,戈登同意了这个要求,此后的日子里,他充满期待,戈登听从伯朗的安排,静静地等待清廷与各国公使对李鸿章、程学启诛杀诸王事件的处理结果。此间,伯朗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会晤,听取了李鸿章对这一事件的申述。自上一次二人的会谈后,伯朗“一怒而去”,李鸿章担心总理衙门“无力了此公案”,很有些焦头烂额,便放低了姿态,想方设法与戈登求和。

1864 年元旦,李鸿章让自己的幕僚潘曾玮带着大批随从,带着礼盒以及皇上赏赐的白银来到了昆山。戈登以为李鸿章是派人前来表达歉意的,便出门迎接。可是,当戈登发现大队随从抬着打开盒子的礼品以及盛放着白银的箱子,心里就不高兴了,认为是对他的侮辱,便让这些随从将箱子从哪里抬来的,还抬到哪里去。

戈登不愿和解,李鸿章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缓和与戈登的关系,只好再次低三下四 向戈登示好。对常胜军的生活、军需,饷银等问题都作了周密的安排,除了补发了饷银之外,还发了一定数额的抚恤金,给那些在战斗中受伤或残废的士兵,经过这样的努力,戈登对李鸿章之前的看法也稍有改观,再加上赫德极力为李鸿章辩护,使得戈登同意与李鸿章缓和关系,并答应赫德,可以一起去苏州拜见李鸿章。

1864 2 1 日,在李鸿章设立于苏州的衙门,戈登与赫德一同拜见了李鸿章,三人进行了气氛相对温和的谈话。戈登避免使用激烈的言辞,李鸿章则开诚布公,表示处决诸王之事由他完全负责,承担责任。赫德则在一旁打圆场,戈登对此感到满意,表示不再追究此事。戈登与李鸿章关系的缓和,应该说赫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赫德的作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评价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赫德先生 1864 l 30 日到了戈登的昆山总部,提出了大家都可接受的一种临时办法。于是,戈登就在一切有关方面完全赞同下,以公众利益为理由,把私人的冤屈置诸脑后,并于 2 月底出发作战。”

戈登感到,要维护中国的安宁,另外基于英国利益的考虑,必须放弃前嫌,配合李鸿章立即行动。戈登与李鸿章这次会谈回到昆山后,决定不再等待英方的指示,而是向驻华公使卜鲁斯写了个报告,禀明:驱使我行动的理由如下:我已确定无疑地了解到,白齐文正在策划重返叛军;有 300 余名身份不明的欧洲人也准备一同前往;假如我离开该军,抚台不会再接受另一位英国军官,因此清政府可能安插进某个外国人,不然军队就要交给华尔、白齐文这种人指挥,而对这种人常会干出什么事来我们永远无法确知。”

戈登给卜鲁斯发出这份报告后,当天就要求赫德也写信给驻华公使卜鲁斯。赫德照办了,他在信中详细叙述了李鸿章为杀戮诸王所作的辩白,并且申述:“戈登曾告诉他,关于苏州发生大屠杀的谣传乃是无稽之谈,叛军归降后,清军入城时确实大声喧哗,但很少杀人,甚至可以说秋毫无犯,除非某些清兵由于劫掠,被他们的伙伴砍头。”赫德在信中又说,戈登对于诸王被斩仍然觉得痛心,但李鸿章已同意颁布公告,完全卸脱戈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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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公函继续说,太平军叛将的被杀,都是咎由自取,而李鸿章一直记着太仓的太平军于 1863 4 月降而复叛的事件教训,在那次事件中,淮军受了不少损失,因此,李鸿章杀降并非没有道理。赫德在公函中还说,李鸿章对降将的屠杀,就实际情况来说,没有影响其他太平军的投降,担心似乎不必要。赫德还特别强调,是淮军将领程学启,而不是戈登,安排了太平军的投降;而在处死这些降将时,戈登已经前往昆山,即使李鸿章打算通知戈登,但时间急迫,也不容许他这样做。戈登与赫德分别给卜鲁斯写信后,戈登与李鸿章的合作很快开始。

李鸿章战和无策,举棋不定,一心想要故伎重施,依靠俄国、英国从中调停,将朝鲜半岛战云密布以口舌之能一口吹散;再出动一些北洋军队,做出吓阻日本帝国义的样子,尽快摆平朝鲜乱局。

马不知脸长,李鸿章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时,就在英国洋大人面前丧失了信义,洋人们只是觉得李鸿章还有利用价值而已,怎么可能挺身而出帮助大清帝国、李鸿章“主持公义”呢?

老子《道德经》:“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前人的经验使我们都知道,但是却心有疑虑:要普及大家公认了的自然法则,最令人担心的是实施过程。既然是大家公认了的自然法则,他一定是很通俗的,但是人们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想走捷径,反而弄巧成拙。朝廷污浊,农田荒芜,粮仓空虚。而统治者却身着华服,佩戴利剑,享用美食,家有余财,这就是强盗逻辑。多么的不符合大道啊。

1894年6月12日到18日,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完成了仁川登陆的军事行动。日军在仁川登陆,截断了牙山驻军与汉城、平壤直至中国的陆路通道,叶志超成了孤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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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袁世凯急电李鸿章,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将叶军调离牙山,否则“衅端一成,即无归路”。

但李鸿章不通军事,不懂《孙子兵法》,心存侥幸寄望请求俄、英调处,不仅不听从袁世凯的计谋,反而电令叶志超:“驻牙静守,切毋多事。”

李鸿章 造成了叶志超军孤立无援的绝境。

1894 7 18 日,清廷谕李鸿章派援军赴朝。

延至 1894 7 21 日,增援牙山部队和进驻平壤军队才出发,但为时已迟。

日军早已把大军运至朝鲜,作好了发动战争的一切准备。

《孙子·谋攻篇》曰:“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所以,能预见胜利的情况有五种: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打和(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打的会胜利,懂得兵多兵少的不同战法的会胜利,官兵同心同德的会胜利,用自己的有准备来对待敌人无准备的会胜利,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君主不加干涉的会胜利。

这五条,是预见胜利的办法。所以说:了解对方,了解自己,作战百次也不会有危险;不了解对方,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概率可能各占一半;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每次作战一定有危险。

孙子在这里提出战争中的“知”,这个“知”影响着战争的胜利,也就是“知胜之道”。要想影响战争结果,取得胜利,就要了解战争规律,掌握战争指导规律,而“知”的过程和结果,就是了解并掌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

近代军事家林彪总结出了“一点两面战术”,《关于一点两面战术》林彪 (1948年2月)

甲、甚么是一点?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作战方法,特别强调各个击破敌人,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这就是说,企图心不要太大,嘴巴不要张得太宽,不要想一口把敌吃完,必须考察条件,当条件能够吃掉,一口吃掉是好的,但防止一口吃到嘴里啃不烂,嚼不碎,结果会把牙齿碰断,因此在条件未成熟前,我们不主张大吃大喝,包围很多敌人,想一家伙解决问题以图痛快,这样打法,十有八九是危险的,是不痛快的。我们主张是吃一口是一口,细啃烂嚼才易消化,打一个营歼灭一个营,打一个团歼灭一个团,才是真正痛快。— - 林彪《关于一点两面战术》 1948.2

因此在组织战役时,如果是打运动战的敌人,则集中力量打它侧翼一路,如果一路还不能全部吃掉,则打它一节,吃它一股,如果打分散守备的敌人,则是选择一点突破歼灭之,如能发展再继续发展,实行局部包围歼灭,不是一下包围好几点,包围一大堆,同时打几个敌人,这样是难以解决战斗和取得胜利的。

在战术上也是选择敌人弱点实行坚决突击,例如一般突破点,均是选择敌人的突出部、接合部,敌人阵地的侧后,地形便利我接近之点等地方,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之,而不是无重点地到处乱攻乱突,把头碰在敌人钉子上。

以上是指选择敌人一点而言,另外还有自己集中一点的问题是。这就是说,不要张着手指头去打人,要缩拢手指头成拳头去打人,不要两个拳头同时去打两个敌人,要尽量将两个拳头的力量集中打一个敌人,这样打去的重量,敌人是很难承住的、很难抵挡的。

因此我们必须绝对集中兵力、火器痛歼一个敌人,不是平均分配力量,不痛不痒地打击几个敌人。我集中兵力、火器的程度,必须完全达到优势于被打击的敌人,必须完全达到消灭打击对象有绝对把握,即使有了九分把握,还有一分没有把握,也必须继续集中满足十分的把握。

如果我以一连兵力对敌一连之兵力作战,不论火器、军事技术、指挥能力均劣于敌人(编者注:指在东北战场上面对国军五大主力王牌美械部队),不易胜利,如果我集中一营之兵力,甚至于一营以上之兵力,打击敌人一个连,不论我之火力,兵力均可压倒敌人,三个人或三个以上的人,打敌人一个,一定可以打胜。但在集中兵力时要注意的是:一、脑子里所想像可能已经集中了,但防止实际上并未集中。二、地图上看似已经集中了,但防止实地上并未集中。三、根据过去打一般敌人观念是已经集中了,但打当前新的敌人也许不一定是集中了(编者注:指在东北战场上面对国军五大主力王牌美械部队)。

以上是就战役而讲,而就战术上来讲,也必须采取集中主义,主要是集中加强突击方向的力量,“使突击队真正成为刺刀尖子,放出去就能针针见血,像猛虎一样,再硬的敌人也杀得开,突得进去”,为此,其方法是:

一、突击正面不要拉得太宽,应是窄狭的正面使我火力能完全掩护压倒敌人,使打出去的力量是纵杀而不是横砍,根据苏德战争经验,不论德军进攻苏联,或者红军反攻德国,其所采取的攻击方法,大部是楔形突击。

二、集中力量在突击方向,并不是要突击部队实行密集队形去乱冲,而是实行梯阶纵深的配置,拉长尾巴的配置,这样一方面加强了突击的刀尖,另方面而又保持了后劲力量,其好处是能几冲,突击之后又便于贯入扩大战果。

三、一般进攻战术原则,兵力配备是按突击队九分之七,牵制队九分之二,但这种方法是可改变的,在一定情况与条件下,可实行九分之八的力量,集中在突击方向,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放在牵制佯动方向。

四、如果对一个敌人形成包围,必须完全使包围圈上、包围线上,是有重点的,避免精细一样。

以上所讲“一点战术”的基本精神,就是选择敌人弱点过失,集中自己力量,以强对弱,以我之主力对敌之部分,以我之部分牵制敌之主力,这样一定可以把敌人一个一个地消灭,一个一个地吃掉。过去经验又完全证明,秀水河子歼灭战,我以三个主力团,一个次等团,主攻敌人四个营;以二个次等团,一个主力团打后援。金山堡歼灭战,我是以三倍以上力量收拾它的。而 1 师进展特别快,是在战术上采取两个主力团根本不分散,并肩作战,并肩前进,并肩冲锋,使敌人根本抵抗不住。

为什么在敌人正面只放少数部队,而将主力用在敌人侧背呢?

1 、如果把主力放在正面,容易把敌人冲跑了,不能全部歼灭敌人。

2 、敌人阵地正面一般较强,侦察警戒也严密,相反的侧背薄、而且疏忽,容易出其不意的攻击它。

3 、敌人最害怕的是后路被切断,如从后面进攻容易攻击敌人,如果单从正面进攻,敌人比较敢于沉着抵抗。

4 、如果只是把少数部队放在后面,则去的部队往往胆小不敢去,就是去了,当着敌人大溃退的时候,也不敢阻挡。

根据情况,一点也不一定完全放在敌人侧后

1 、如敌人侧后地形不好,而正面地形容易接近时,则一点可以放在正面。

2 、如敌人侧后兵力雄厚,采取纵深配备,而正面兵力单薄地形又对我有利时,也可以把一点放在正面,两面放在敌人侧后。

一点两面的打法

1、什么时候打?

在侦察完毕了,攻击点选择好了,各部队已开到攻击准备位置,火器已进入了阵地,一点两面的部署也摆好了,就是攻击开始时机。我们反对后面部队还未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前面就攻击,就是冲垮了敌人,也是击溃战,故攻击发起时机必须要慢(遭遇战斗时以及遇弱小的敌人时则例外),但以炮兵射击准备完毕为标准。

2、谁先打响

通常是次要方向先打响,主要方向后打响,有时也同时打响,最好是次要方向先打,但也不能打得过早,以免接不上气。

3、一点如何打?

⑴、主要是开门,所谓开门就是把敌人阵地打开一个口子进去,但敌人阵地是完整的一个部署,不容易开门,因此要讲究开门的方法。

⑵、怎样开门呢?开门主要是靠集中火力和技术爆炸,选择坚强的部队当刀尖子,因此对于选定的攻击点上,用各种炮火与机枪火,在统一信号于极短促时间内,向敌阵地同一目标猛打,随后发起冲击,所以我们反对把火力分散乱打。

⑶、刀尖子怎样刺?突击队的冲击出发地,要尽量靠近敌人,既易掌握情况,又不易失掉战机,只要火力猛打后,我突击部队,乘敌人被我火力打得发呆发慌时,火力向纵深转移的同时,就突然向敌人猛烈冲击,开始用一、二个组,以手榴弹、爆炸、梯子迅速打开缺口,再采取三三制队形,继续不断的前仆后继的向前猛攻,此时如稍一犹豫,即失掉战机,接不上气,在发起冲击后,随手榴弹投出爆炸之瞬间,即用刺刀格斗歼灭敌人。

⑷、对于击溃的敌人要猛烈的追击,一直压下去,使敌人再来不及重新抵抗。

4、两面如何打?

⑴、两面部队应该是积极的,不是等待,打滑头仗。

⑵、其动作仍然是要突破敌阵地,实行三猛战术。

朝鲜牙山所驻大清帝国军队2000多人,其后路已被日军8000多人在仁川登陆而切断,两军交战最害怕的是后路被切断,如从日军从仁川方向后面进攻就容易攻击大清帝国牙山驻军;如果日军单从牙山清军阵地正面进攻,则大清帝国军队比较敢于沉着抵抗;如果牙山所驻清军听到背后响起日军进攻的枪声,那就可能会导致兵无战心。

至此,日军已经对牙山驻屯的大清帝国军队形成了“一点两面”的包抄之 势,只需正面派少量部队攻击清军,就能形成“前后夹击,两翼包抄”的必胜之形。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因此说,清政府对和战的举棋不定和李鸿章的避战求和,不通兵法,举止失措,实为牙山之战(成欢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和大清帝国所作为,使袁世凯情知朝鲜半岛败局已定,遂屡次请求调离朝鲜回国。1894年7月18日大清帝国传旨“袁世凯著即准其调回”;然后,袁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将经手各事交唐守绍仪代办”;

1894年7月19日,袁世凯赴仁川乘船内渡回国。

《孙子兵法·九变篇》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孙子说:凡是用兵的法则,主将受领国君的命令,征集兵员编成军队,在"圮地"上不要驻止,在"衢地"上应结交诸侯,在"绝地"上不可停留,遇到"围地"要巧出奇谋,陷入"死地"就要殊死奋战。

如袁世凯所料,在 袁世凯 回国4天之后,朝鲜半岛发生惊天事变!

1894 7 23 日,日兵冲入朝鲜王宫,拘留国王,把反对日本侵略的朝臣全部撤换,扶植大院君李昰应主持朝政,朝鲜一切行政事务听命于日本。

朝鲜国王派闵姓官员变换西服,绕道来华,请求清政府予以救援。

这样,李鸿章才被迫于 1894 7 24 日电令牙山备战;匆匆忙忙调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丰陛阿由陆路绕道辽东、渡鸭绿江赴朝。

1894 7 24 日后,日本陆军大批入朝,在仁川、釜山以及沿途要地分兵驻守。朝鲜政府制止日本增兵,日本置之不理。

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方交涉,认为朝鲜“内乱,,已经平定,中日两国应同时撤兵。

日本政府也向朝鲜大举增兵,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决心与中国开战。

1894 7 24 日,清军援兵陆续赶赴牙山。

《孙子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两军相争,慎在初战,初战务求必胜。

1894 7 25 日,就在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同一天,日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本陆军混成旅团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犯。

新知达人, 战和失策举棋不定

《孙子兵法 . 九变篇》曰:“无恃其不来 , 恃吾有以待也 , 无恃其不攻 ,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李鸿章投机取巧成瘾,在朝鲜牙山清军已成孤军之势的军势之下,仍然向“牙山绝地”投送精锐淮军兵力,如投羊驱虎一般。

李鸿章“恃日军不敢攻击英国商船”,竟然想出租借 3 艘英国商船偷运大清帝国军队前往朝鲜牙山增援的“下下策”,其所派护航的北洋军舰战力薄弱不足以抵抗日舰攻击,最终酿成了丰岛海战清军战败。英国商船 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击沉,高升号船上清军遇难人数共计 704 人,导致清军因此“士气大为沮丧;整个朝鲜海从此丧失制海权,归于日本自由航行,牙山孤军从海上已无归路,只剩陆路可逃。

新知达人, 战和失策举棋不定

1894 7 25 日,日舰偷袭清运兵船的丰岛海战发生后,海道梗阻,牙山清军孤立无援,遂分地驻屯。

" 淮军后起三名将 " 之山西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相当于山西省军分区司令员,少将军衔)守牙山东北的成欢;直隶提督叶志超,字冠群,号曙青(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

安徽合肥(今肥西)人,与李鸿章同乡。

叶志超早年以淮军末弁从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积功至总兵,赐号额图浑巴图鲁;捻军失败后,得李鸿章赏识,留北洋。光绪初,署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防大沽后路。后移防山海关。光绪十五年(1889年),擢直隶提督。十七年(1891年),奉檄率军镇压热河金丹道教,杀教首李国珍。事平,赏穿黄马褂。

叶志超领兵驻牙山东南的公州为后援。

大清帝国牙山驻军援绝势孤。

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遂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

成欢驿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是汉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丘陵环绕,安城川河水两岸沼泽密布,地势复杂,易守难攻。

公州位于成欢之南,背山面江,亦是兵家攻守要地。

聂士成部 2000 余人赴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

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 2 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趋牙山的道路。

右翼在月峰山一带,兵力较为薄弱。

叶志超率 1000 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

1894 7 28 日,日军抵达成欢前沿素沙场。

日军指挥官大岛义昌了解清军军事部署后,于 1894 7 27 日五更指挥日军乘黑夜重点进攻清军右翼。

日军前卫部队涉过沼泽,越过安城川上的桥梁安城渡时,突然遭到于光炘、周宪章等四名武备学堂学生率领的数十名清军的伏击,死伤多人。

由于黑夜迷失道路,又不知清军虚实,惊慌后退。

很快,日军发现清军兵少无援,再次反扑猛攻。

数十名清军以寡敌众,与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于光炘等壮烈牺牲,余众被迫撤回。

拂晓,日军攻占了牛歇里阵地前沿佳龙里,逼近清军主阵地。

1894 7 28 6 30 分左右,双方步兵在阵地前展开激战,炮兵亦猛烈对射。

大岛义昌亲自指挥日军炮火猛轰清军右翼两个堡垒,清军士兵奋起还击。

阵地前炮弹飞驰,爆炸声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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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往来策应,鼓舞士兵,指挥战斗。

由于清军右翼阵地火力薄弱,不久一号堡垒被攻占。

聂士成急调左翼数百人支援,日军则倾全部火力拦截,援军受阻。

1894 7 28 6 50 分许,右翼二号堡垒亦被攻陷。

不久,左翼阵地又告失守。

清军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聂士成不得已率众撤退,成欢遂被日军攻占。

1894 7 30 日,聂 士成 在率部退奔公州的途中,路遇北撤的叶志超部。

叶认为成欢失陷,公州亦不可守,遂决定牙山清军北奔平壤。

为避免与日军相遇,叶志超、聂 士成 率军绕经汉城东部,于七月下旬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

牙山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交锋,清军投入 3000 多人,日军 4000 多人(步兵四个大队,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此战日军死三十七人,伤五十人,合计八十七人。其中包括军官六人,松崎直臣大尉等二人被击毙,桥本昌世少佐等四人受枪伤。

清军伤亡从来没有明确公布,日军说杀伤 500 很是可疑,叶志超在当时的书信和电报中两次说损失只有 200 余人,而且清军辎重损失较多,牙山失守,因此,牙山之战是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继丰岛海战之后的的第二场失败。

但叶志超却战败夸胜,假报战功,竟受到清政府的奖赏。

从战略意义说,是清政府对于日军的战争挑衅,和战不定,贻误战机而造成牙山之战失败。

防守成欢的聂士成错误地估计了敌军进攻的方向,以为日军将沿汉城至全州大道来犯,进攻的主要矛头将在成欢正面阵地和左翼。

结果,日军“分两道来犯:一从大道来,以缀我师,而一绕道出东路,以袭侧面”(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使清军的防御处于被动地位。

由于对敌军进攻方向判断的错误,清军在部署成欢防务时,将炮兵阵地配备在左翼牛歇里高地一线,右翼月峰山阵地无强大炮火掩护。

当日军以主力向右翼阵地进犯,以强大炮火轰击清军月峰山阵地各堡垒时,由于清军炮兵阵地远在成欢西北牛歇里一线,故“我炮队还击,竟莫能中”(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

成欢清军各阵地由于匆忙筑成,工事不坚。所谓堡垒,不过是在丘陵高地上构筑一正方形胸墙。墙壁极薄,上部仅厚六、七寸,不仅经不起炮弹轰击,即日军所使用之村田式步枪子弹亦极易贯通。这样,堡垒实际上起不了多大的掩护作用。

堡垒外侧又无深壕掩体环绕,以利交通往来。仅置树木枝干以代鹿砦障碍,日军极易从胸墙攀援而上将堡垒攻破。

步兵经常好像二百乃至五百一群,这一群里必有大旗两面(清军营建制)。并有六厘米炮两门,携带的兵器全是毛瑟枪、格拉枪等优良步枪,必定在散开后射击为常规…………他们经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后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射击,并没有一齐射击,他们的队形到处都有薄弱的一线,没有预备队。但是称为总预备队的,是经常担任总指挥官的护卫,在散兵线的后方若干米的位置上。退却地时候。这个预备队先退,散兵则无秩序的溃逃…………也许是不善于射击,也许是不善于测量距离。也许是时间与演习在射击上有很大的差异,其子弹多从头上通过,达到很远地距离。他们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这是经常为了保持队形的整齐,便于他们能力不强地军官掌握,否则他们很快就会停止射击溃退 …………淮军所部,只有聂士成所部有坚定射击到底的勇气,但是当我军在付出不大的伤亡(因为他们射击技术地拙劣),逼近并且亮出刺刀的时候,清军每次都转入崩溃,无一例外…………

日本军事评论家誉田甚八在评论成欢战役时指出:清军“选定阵地不适当,其配备不完全,在未战以前,其败势已明矣。虽为清国简拔之精锐兵,虽其兵力可与日本比较,然皆不足以补偿上述缺点,其终于败走,实自然之理也”。“若清军配备至当,则其所有兵力与日军无大差,其胜败之决有不可知者”(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南京军用图书社 1936 年版,第 14 页。)。

成欢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第一次陆战。

这虽是一次规模很小的战役,但其影响却是很大的。

日本政府认为日军的战胜,正是大鸟圭介高压外交手段所收到的实效。

陆奥宗光说:“牙山战捷的结果,汉城附近已无中国军队的踪影,朝鲜政府完全在我帝国掌握之中等喜讯,立时传遍全国;即欧美列强在今日中日之间已经实行交战,也无轻易置喙干涉的余地,唯有暂时立于旁观地位。故从前那些应否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改革?以及高谈我军先攻中国军队的得失等议论 , 已被全国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沸腾的欢呼声所淹没 , 那些人也都抛开了愁绪 , 不再忧心忡忡了。”

从朝鲜丰岛海战之后,日本完全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日军便可以专力北顾,为后来发动平壤战役解除了后顾之忧。

同时,此为“开战后第一冲突之胜败,关系尔后两军志气者极大”。

当时,叶志超驻公州,不但不援助聂士成部,而且,一听说成欢驿兵败的消息,便仓皇弃城,北逃平壤。

此时,朝廷与前线几乎失去联系,只凭道听途说得到一点似是而非的消息。

李鸿章曾雇英国船到仁川附近打听,回来后说;二十五、六日( 1894 7 27 日~ 7 28 日)牙山大捷,歼敌千余人,叶军只伤二百余人;中国军队已“向前推进”,距汉城(首尔)仅八十余里。

由于交通和通讯受日军破坏,牙山兵败的消息,朝廷竟一无所知。

1894 8 3 日(七月初三),光绪发上谕责问: " 牙山叶志超军后路久断接济,是由于海军保护运输不力。

丁汝昌折回威海卫,究竟作何打算?是不是避敌保命的借口?”让李鸿章查明迅速回奏。

按一般情况,牙山兵败后,局势还是大有可为的。

清军集结于平壤的兵士达二万多人。

朝鲜政府虽为日本控制,但广大朝鲜人民痛恨日寇,清政府派左宝贵等四大军入朝时,正当炎夏,朝鲜百姓夹道欢呼,争献茶浆,民心十分可用。

当时,日军还没有控制海上航路,军队不敢在仁川登陆,而要取道距平壤一千多里的釜山。

日军道路迂回,运输迟缓,这些都是有利于清军的因素。

但是,清廷从上到下的腐败决定了整个战局。

从牙山奔逃平壤的叶志超谎称“杀敌千余,我军伤亡仅二百余’’,向李鸿章报功,这个败军之将竟获得嘉奖。

如果拿李鸿章与乾隆皇帝相比,其智商基本为零,愚蠢不堪。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 (1766) 年,接替刘藻担任云贵总督的杨应琚抵达云南普洱。在他的指挥下,清军进攻整欠、孟艮两地。

由于缅军慑于清军锋芒按兵不动,清军轻松收回两地并委任了新的土司首领,入侵清境的罪魁祸首召散逃往缅甸。

在平定普洱,消除边界祸患后,杨应琚在乾隆的授意下策划进一步对缅作战。

1766 年七月,杨应琚奏:“木邦土司呈称,因遭缅酋残刻,情愿归附。”得到了内应的杨应琚奏请皇帝出兵缅甸,将召散抓回。

乾隆也产生了开疆拓土的念头,下谕称:“缅夷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境。“

但久经战事的乾隆亦知一国难以猝然征服,他告诫杨应琚缅地毕竟偏远,不宜动用太多兵力,应当谨慎出兵。

于是,接受了上意的杨应琚采取了逐步收降边境土司的策略。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年)九月,杨应琚派遣 3000 余清军接受了木邦的归附,随后,蛮暮、正卖、景线等部也相继归附清廷,中缅边境线附近的大片疆域被纳入清朝版图。

面对清廷连续降伏边境土司的行为,正在暹罗征战的缅王孟驳怒不可遏,他迅速调回了部分征暹队伍,又集结了大批缅甸境内的军队攻占了木邦,并在新街地区与杨应琚派出的支援部队展开激战。

清军力战两天一夜,终因兵力不足而落败,永顺都司刘天佑战死,原本臣服的土司各部大多弃土逃奔云南。

新街的战败给了原本信心满满的杨应琚当头一棒,他当场急火攻心,痰疾发作,在病中加派绿营、土练等士兵前往前线增援。

1766 年十一月,杨应琚调集 14000 余名士兵分两路进攻缅甸。

一路由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统帅,进攻木邦;另一路由永北镇总兵朱仑统领,进驻新街,杨应琚又派遣云南总督李时升在其中调度。

1766 年十一月十九日,朱仑带领清军与缅军在楞木进行了大规模的枪炮会战,清军激战四天后大破缅军,歼灭 4000 余人,但仍未能攻克楞木。另一路缅军则在后方攻破铜壁关,清游击将军马成龙阵亡。

1766 年十二月,缅军攻占后方重镇户撒,使清军腹背受敌,李时升急派 3000 余人夺回户撒,但在楞木作战的清军因为腹背受敌被迫退入陇川,在缅军援军的进攻下再次被击败退往北部。

在清军全面溃败后,李时升为了挽回败局调集重兵收复铜壁关,并三面包围了陇川的缅军。

1766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缅军向清军提出议和,双方约定各自退兵,木邦、蛮暮归缅甸所有。

正在清军退兵之时,缅军趁其不备突然攻占猛卯。

1767 年正月初三日,李时升派哈国兴支援猛卯,击败了缅军,并将缅军赶出了木邦。

至此,清缅战争的第二阶段基本结束。

看上去清军将入境缅兵尽数驱逐,并占领孟艮等地,收归了大量亲近清朝的土司。但实际上,清军在缅甸的战争中调度失据,损失惨重。据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年)五月的不完全统计:在杨应琚统兵期间清军损失将官 44 名,马步兵超过 3500 人。

与清军的败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是杨应琚屡屡上报的大捷。

在杨应琚的上奏中,清军先在楞木“杀死贼匪约共四千有余”;其后在铜壁关“计前后剿杀,已几及万人”;又在最后夺回木邦时“约共杀贼四千有余”。

乾隆皇帝不傻,查看地图,发现交战地方几乎都在内地,“如果是清兵屡屡获胜怎么缅兵反倒越打越进来了?而回想起平定准葛尔之占时,大小百余战,杀敌也不到万人,云南仅仅几次战斗,就杀敌超过万人?决不可能!”

乾隆皇帝 派往云南待卫福灵安将真实情况报告回朝廷后,,乾隆皇帝震怒,于 1767 2 月将李时升、朱仑逮捕进京处死; 1767 年三月初一日,乾隆诏令杨应琚回京,派遣伊犁将军明瑞担任云贵总督, 1767 年三月十七日,杨应琚被革去官职,严加查问; 1767 年三月八月,杨应琚在避暑山庄被赐令自尽。

李鸿章如果效法乾隆皇帝,接到叶志超报捷之后,只须看看朝鲜地图,就应该知道叶志超是谎报军情,当以军法处斩之,以儆效尤,以肃军纪。

新知达人, 战和失策举棋不定

叶志超奉命驻扎朝鲜牙山前线,报捷却在朝鲜平壤,牙山离汉城(首尔)距离 200 多里,汉城(首尔)距平壤有 400 多里,既然叶志超牙山大捷,为何又后撤 600 多里移师平壤呢?

李鸿章或者愚蠢不通军事,或者是护短隐瞒淮军败绩,竟然还拨出二万两银子赏给“有功将士”,并进一步把平壤诸军的指挥权交给叶志超;叶志超将熊熊一窝,还保举提拔了几百名弁员。

叶志超饰败为胜获得嘉奖晋级,甚为得意,天天置酒会寻欢作乐。产品关键指标

众将领因叶志超谎报军情而获得平壤清军总兵头衔皆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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