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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育人育才的逻辑

王育琨频道 | 心灵导师 商业哲学 2022/01/25 14:48

吴敬琏堪称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以厚重绵长的“家国情怀”、深刻前瞻的经济洞见、不惧争议的敢言性格,而倍受社会尊敬。对吴敬琏影响至深的,除了与“傲骨”顾准的友谊之外,更有父亲吴竹似、母亲邓季惺、继父陈铭德的家族传承——父母是人生第一老师,“有其父必有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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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的吴敬琏与夫人周南

中国育人育才的逻辑

“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一种是中国逻辑”的奇怪现象,甚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2005年,钱学森先生向前去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人才相比的杰出人才”,大学如何育才就成为朝野关心的重点课题。

育人和育才的任务,不是仅仅依靠大学等高等教育就能完成的。就拿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培育来说,这种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是要以本应在初等教育中所受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基础的。

正像爱因斯坦在1953年回复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时谈到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而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并没有走上这两步。”

由于缺乏逻辑思维的训练,不遵守基本的逻辑规则,就出现了所谓“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一种是中国逻辑”的奇怪现象,使观点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发生困难,甚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把受众引入陷阱和迷途。要补上爱因斯坦所说的至关重要的“两步”,就不仅要在大学层面进行改革,还要在中小学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上下功夫。(2021年12月24日在“钱颖一教授《大学的改革》座谈会线上视频发言)

——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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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吴敬琏

01

野性的自由

吴敬琏老师1月24日92岁。而在一个月前,吴敬琏老师还出席座谈会,就育人育才问题,从钱学森发出的“大学之问”,到爱因斯坦关于中国人才落后的“两步说”,最后直落根本,直接批判育人育才的中国逻辑,常常使得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必须颠覆!

话语不多,振聋发聩!上边那些发自肺腑的宏论,当真有“一剑开天门”之功效,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个92岁老人的思想,充满了野性的自由,简直就是一个18岁的后生所发出的呐喊。

吴敬琏的思想中,充盈着活泼泼的真实。 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曾经直抒胸臆:

“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

因为他有了真,所以他能发现美。直击本质,走向自由。

吴敬琏老师没有任何与资本纠缠不清的东西。他保持着一个学者的纯粹,对本质的至诚,同时也知道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相即生即灭,一切都在变易中。 “真常应物,真常得性”。他知道,如果违背真理和常识,一个人、一个企业甚或一个国家,是不会在不断变易的世界找到可持续发展之道的。

吴老师育人育才的问题,让我想到了很多。

吴敬琏老师跟陶行知一样,他在知行合一的工作中,处处行不言之教。他知道并且一直见识了高维境界,他愿意带领年轻人走上新的境界。 吴敬琏老师的育人之说,可能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了家庭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也包含了各种组织机构的各级领导、专家等都是牧羊人,而且现代企业是中国育人育才的主体力量。

但是,我不愿意停留在宽泛的概念中,我更愿意从切身体悟中,去寻找吴敬琏老师行不言之教的切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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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在发展研究中心的成长

我是1985年硕士毕业加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我成长过程中,离不开我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以及价格研究部头田源,不断压给我任务让我成长。还有原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鲁同志,他像我的父亲一样,20年如一日帮我修改报告。

哪怕我后来离开了国务院发展中心,在2004年还在“博客中国”发起了“联想问题”大讨论,每一篇发布的文章和回应,都是杨鲁同志帮我修订,那个鏖战的日日夜夜呀。没有杨鲁同志耗费大量时间修改我的文章,我没有今天。常常我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话题,稍一偷懒,时间就溜过去了。杨鲁同志就会严厉批评我。他晚年癌症腿不能动了,还每天加持到办公桌前,修改我的文章。每每想起,都会泪目。

吴敬琏老师是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早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1987年,我也步他的后尘,获得福特基金会Fellowship,去美国城市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还有机会结识世界银行的专家,做了几年世界银行房地产项目顾问。

吴敬琏老师当时不跟我在一个部,但是他喜欢跟我这样的年轻人交流。当时价格研究是热点,他喜欢长时间跟我在一起推敲研究。那段时间,是我研究能力提升最快的时节。尤其是一个最基本最浅显的方法论,往往被大咖门忽视。在推敲和研究中,吴敬琏老师常常对一些常理或习惯用语,提出疑问。每当疑情升起,常常会有出其不意的发现。

在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中,发现不一样的质点,就是一个大踏步地进步。后来我做世界银行顾问,我连续以个人名义承接福特基金会全球城市化治理课题,并且当时提出了国内外都有影响力的“中国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实物地租(Rent in kind)”,实际上就是吴敬琏老师方法论的应用: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提出细节问题,并一点一点去在逻辑上完善。

我是农民出身,他喜欢我说农村变化第一手的新闻。慢慢也就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我们俩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有时候有些文章,他跟我讨论后,由我执笔,签两个人的名字。有一次,一次稿费就分给我3000元。在当时这可是个天价,也足以说明吴老师的影响力。

吴敬琏老师还跟我一起讨论推敲了几次,要写一部中国价格史。我还找到了擅长于数字化分析的航天部710所高工叶小叶一起加入。可是,后来一些新发生,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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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筹办 北京市经济研究所

在吴敬琏老师和杨鲁同志的关怀指导下,1992年,我有两本专著问世,一个是《住房制度改革》,进入薛暮桥、吴敬琏和周小川主编的面向未来丛书;第二是独立承担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结题后出了专著《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与治理》。后来,我听几个朋友说,吴老师在背后表扬我勤奋而有品质。

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主任马洪同志找我去中南海谈话,问我想不想当他的秘书。我回应说事情太突然,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想法,一时想不清。我被允许回来思考。我就请教了吴敬琏老师。吴老师说,我的长处是独立研究,可以有大的作为,服务领导不是我的专长。后来,这个事就放下了。

1992年底,吴老师邀请我到家里,跟我商讨成立“北京市经济研究所”的事宜。他想做幕后的理事长,让我担任所长。我答应以后,他改天就邀请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戴元晨到家里,研讨城市经济研究所事宜。大家都表示支持吴老师的安排。我也很受鼓舞。

但是,当时我年轻不懂事,还看不到北京市经济研究所的价值。天则经济研究所那是后来才成立的。当时火热的商业实践,总让我蠢蠢欲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邓质方,3个小时的深度交流后,他劝我加盟他的公司。我们家成分不好,没有老爷子恢复高考,也没有我上大学的机会。出于感恩,出于对商业的渴望,我就给吴老师说,经济所所长我不干了。我要下海去了。吴老师摇摇头,知道说不转我。

如果后来“北京市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我对吴老师的歉疚之心也不会如此之重。我总感到后来研究所没有成立,与当年吴老师所托非人很有关系。当时成立北京市经济研究所,那是直接对接国际间的交流的重要形式。例如后面的博鳌论坛。我深深感觉对不起吴老师。每次见面都道歉,也不足以弥补历史的遗憾。但是,吴老师的胸怀像大海一样。我辜负了他,但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又很坚定地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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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六经注我”好!

记得有一次跟吴敬琏同时参加一个高规格的国际化圆桌会议。

当时,吴敬琏、宁高宁、李东升等20多个著名企业家都在场。每人3分钟。而我属于要举手获得主持人同意,才可能发言的几个人。

当我在3分钟之内,既夸了校友宁高宁的国际化视角,去荷兰在海关被拒,人家不相信中国公司可以去荷兰搞投资。但是他还是淡定地在那里等待。后来终于误会消除,宁高宁过关。在谈判桌上他开头就提这件事,说中国人要做点好事,还要经历考验。我们的宗旨就是要给所在国带来实际利好,是在传递中国人的慈惠恻隐之心。我由此出发,点评了只惟钱等短视国际化的案例,还说了把生命注入产品和服务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主持人陈伟鸿很惊讶,怎么3分钟可以包含这么丰富的内容。

我在人多的场合不愿意去打扰吴老师。吴敬琏老师散会时,冲破人们的热情围堵,走到我面前笑着表扬我:

“育琨,又有进步了,直接说真实问题,引经据典让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说话真实有内容。再接再厉!”

吴老师这是对一个学生的肯定和激励。他的微笑,那种发自心底的喜爱,温暖了我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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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吴老师给我的书作序

2000年,我当经理人几年,有了一本《思想片段》集子要出版,我请吴敬琏老师给我作序。吴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给我作序深刻精彩。

我的老板邓质方读了吴老师的序很高兴。他说:“老爷子南巡前,还着他去拜访吴敬琏老师请教过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老爷子南巡讲话很透彻,实际上也聚集了众多人士的智慧。”

重读吴老师给我的写的序,有点要泪目的感觉。我虽然没有自己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但是我已经发现无穷多的中国优秀企业家。他们既有空无所空的空杯和大爱,又有在至隐至微处创造大美绝活造福人类的意志力。与他们生在同时代是我的幸遇。我会遵照吴老师的勉励,把他们的精气神写出来,传播到全世界。

记得1999年我们在探讨通讯业变革的时候,吴敬琏老师就提示我要关注研究民营企业华为。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完全民营自主创新的企业,真正投资搞研发、有思维有性格的公司。他让我研究华为,把华为独特的经验总结提炼出来。正是从吴敬琏老师的叮嘱开始,22年来,我一直默默耕耘研究华为,出版了《苦难英雄任正非》(2019年)和《任正非找北》(2020年)两部著作。

吴敬琏老师,是我的引路人和恩师。他照亮了我人生的未来。吴敬琏老师空杯、无私,只专注求真求实。92岁的老人家,思想还如此活跃,跟他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境界直接相关。我看着他下面这些话感觉特别亲切,他说出了生产“知识产品”的知识分子的本质:

“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

吴老师在说,创造文化产品,必须直落根本,实事求是,必须有服务大众的大美绝活。看来,知识分子也是一样,要树立“大美绝活是一种信仰”!不从现实的真问题出发,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花拳绣腿自娱自乐骗钱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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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创造者

吴敬琏(序)

我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书稿的时候,已经答应王育琨先生为他的新作写序。原因很简单,他曾经是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谈得来的一位老同事。他给我的印象是好学深思、认真研究问题。想来他下海后德所见所思,形诸笔墨,必然有可观者。

90年代初他“下海”以后,我们也偶然又见面聊天的机会。特别是1999年我国研究电信产业重组问题,有一些对电讯服务前景黯淡的研究报告,心有疑惑,曾经向在行业内工作了几年的育琨讨教,他不以这种悲观论调为然,讲了一套想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建议他写出来。因为情况往往是,做研究工作的人对实际工作感受不深;而做实际工作的人有被淹没在日常事务之中,忽略了必要的系统思考。如今,得知他在做经理之余依然坚持读书写作,我自然表示支持。

我虽然对本书做了比较好的预期,但读罢校样,仍然感到有些出乎意外。他写的这些随笔,远不是他自己所说的“经理人心得”。其中一些篇章,颇有彼得·德鲁克那种将管理艺术同人生感悟融合为一体的意味。这本书不仅洋溢着他对生活和事业的积极、热情,而且还处处透露着他对人和事的细微观察和哲学思考。他果真如我所想,还保持着学人的思考习惯和对问题的探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品质,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1983年东京大学的小宫隆教授提出“中国经济不存在企业命题”时,曾经指出,企业(enterprise)这个词和工厂不同,有着创新的含义。企业家(ert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erpreneuship)就是由此派生而来的。我觉得,育琨在他的书中对经营战略的分析、企业忧患意识的培育的讨论、经理人员素养和自我修炼的体会等等,可以说已经进入企业家的境界。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正呼唤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的诞生。人们常说,商业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甚至就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下,既没有企业,也没有企业家存在的余地。改革以来存在的双重体制,也使企业家的行为扭曲。因而,现在有一批相当政治化的企业家,挥金如土的企业家,真正具有企业家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的经理人员,对于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却是凤毛麟角。

近来,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新兴公司正在高薪延聘企业人才,传统企业也开始注意这类人才的引进。这表明,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对经营人才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而我国企业的许多经理人员,正怀着实现自己才能的炽热愿望,努力提升自己的企业家素养。于是出现了我国企业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讨论和培育企业家才能和发扬企业家精神的书籍。当然,企业经营管理既然是一门艺术,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常法可循。在这个领域里,更加需要提倡百花齐放的精神。

育琨作为一名较早“下海”的学者,有着担负探索者的责任。我衷心祝愿他继续勤思勤学,在实践中磨砺自己,不但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还把自己在拼搏与成长过程中的甘苦体会,与一切有志于成为缔造我国市场经济大厦的企业家的人们分享。

吴敬琏

2000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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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吴敬琏:探究教育的基本问题 | 吴敬琏教授92岁生日特辑

来源:比较

今天是主编吴敬琏教授92岁生日,年逾九旬的他依然思考不止,学习不歇,经常与我们这些后辈讨论所思所想,推荐他觉得值得阅读的作品。本文是吴敬琏教授根据他2021年12月24日在钱颖一教授《大学的改革》五卷本出版座谈会上的视频发言整理增补而成。谨推送此文以祝吴老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也提前祝各位读者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很高兴能够参加钱颖一教授专著《大学的改革》的出版座谈会。我想讲这么几点意见:

首先,这套书所讨论的,是大家都很关心、关系民族兴衰、却又久议未决的教育问题。早在1952年大专学校的“院系调整”以后,对于当时用以改造中国教育体系的苏联模式的长短优劣和大学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就成为学界乃至政治运动中的争议对象。往后20年,社会上先后有过好几轮热烈的讨论,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还要不要办大学取代了怎样才能办好大学,成为考虑的重点。及至2005年,钱学森先生向前去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人才相比的杰出人才”,大学如何育才就成为朝野关心的重点课题。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政府也持续出台了不少措施。但是,对于现有教育体系存在哪些基本问题,正确的应对之策是什么,似乎没有形成得到普遍赞同的共识。对于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救治措施能不能有效地解决深层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还要留待时间检验。

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比较同意杨东平教授最近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上讲的意见,就是我们在讨论中可能忽视了教育哲学或者教育价值观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现象层面,例如学生的负担是不是太重等等,而没有把一些基本问题议论清楚。我觉得钱颖一教授的这套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他在这套书中首先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教育的基本目标、功能等大学教育的基本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

钱颖一教授在讨论这些基本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他在中美两国多所顶级大学都有求学、教学或办学的经历,因而能够以亲身体验为依据对不同教育体系的长短利弊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加之他受过良好的经济科学训练,使他能够熟练地运用这门学科在300年的发展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分析工具对教育体系进行考察,因而,他对中国教育观念的讨论,不是从空洞的、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抓住了教育问题的症结,例如,他在“育才”和“育人”这两个教育产出的最重要的维度上,用学生能力的平均数和方差、学生做人态度的平均数和方差四个指标鲜明地揭示出中国教育体系已经取得的成绩和仍然存在的缺点,甚至是致命性的问题。这四个指标很有名,就是从育才方面看,均值高,即学生能力的平均水平不低,但是方差小,很少有杰出的人才;从育人方面看,均值低,但是方差很大。这四个指标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教育体系的现状,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杰出的创新人才很少。由此进一步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我们教育观念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传授或者说灌输知识放在首位,而忽视了教育的宗旨在于把学生培养成有现代教养的人才。钱颖一教授在书中对此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建立在对教学实际进行深入考察基础上的富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

钱教授这套著作的可贵之处不止于有深邃的思想,还在于按照思行合一的原则去实践这些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并且以此为目标来推动完善现有的教育体系。比如,在育才方面,强调为同学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提高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育人方面,用通识教育来提高学生做人态度的均值,同时用恪守底线来降低他们在这方面的方差;虽然实际效果需要时间检验和进一步论证,但已是开风气之先,尝试为我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语)的教育改革闯出一条路来。

我对这套书的研究还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育人和育才的任务,不是仅仅依靠大学等高等教育就能完成的。就拿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培育来说,这种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是要以本应在初等教育中所受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基础的。正像爱因斯坦在1953年回复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时谈到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而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并没有走上这两步。” 由于缺乏逻辑思维的训练,不遵守基本的逻辑规则,就出现了所谓“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一种是中国逻辑”的奇怪现象,使观点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发生困难,甚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把受众引入陷阱和迷途。要补上爱因斯坦所说的至关重要的“两步”,就不仅要在大学层面进行改革,还要在中小学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上下功夫。

最后,要感谢钱颖一教授和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这套饱含事实材料和思想材料的好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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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吴敬琏

我本人出生在一个老报人家庭。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自然对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这一行当情有独钟。职业经济研究与新闻报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和面向现实的行业。 如果失去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兴趣,记者的灵魂也就不存在了。

• 好的财经记者对经济政策的发言权甚至比经济学家们来得重要。大家都还记得胡舒立 《改革没有浪漫曲》(1993年)、仲伟志《民营经济96小时》(2004年)等报道,这些文章对推动某些方面的改革起到了好的作用。

• 在政治利益和金钱利益这两种潮流的冲击下,有些媒体似乎出现了有违时代精神和传媒价值诉求的倾向。在媒体利益和各种社会利益的诉求中,不激不随,这对任何媒体组织都将是一个考验。

• 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信息和学识的支持,因此,现在需要大批独立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财经记者。马克思晚年曾为美国《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系列专栏文章;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克鲁格曼都曾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开设专栏,且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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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与妻子女儿

91岁的吴敬琏下面这段肺腑之言感人至深: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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