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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创新的障碍

王育琨频道 | 心灵导师 商业哲学 2020/12/12 14:52

视频来源:安兰德书友会

中国创新的障碍

周其仁的演讲在本频道发布后,他的论断获得许多人的共鸣共振:

中国经济 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比起飞还要严峻,飞起来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

周其仁的这个现场答问,看上去有点像他报告后现场答问。看上去简单的一个答问,却把中国创新的短板给说明白了。那是周其仁长期思考的自然流现。这个答问,显示了周其仁治学之严谨,思维之深邃,逻辑之缜密。

周其仁在说一个国家创新的深层逻辑,也在说人的无穷性潜能释放不出来的机制原因,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

个人利用国家资源做出了不凡发明,权利是不是可以归个人?

中国呼唤造物者精神。造物者最重要的是创新。而创新涉及大类原理的积累、创新转换机制以及到创新的最深层动力。

周其仁的话题,涉及一个创新能量场的建设问题。我们许多企业家可以深度反省一下企业创新乏力的根本缺憾和逻辑。利用公司资源做出不同凡响发明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又该获得什么样比例的权利呢?

周其仁的声音应该被心系中国复兴的人听到!

读周其仁,不仅仅是要读要点,更要读他诠释要点的逻辑和功夫。周其仁说的三个点就足以让我们警醒了:

第一条障碍还是基础知识,因为没有大类原理的积累,也是不可能往产业、往国民经济方向走的。

第二个问题,有了原理级的发现,他怎么变成产品、技术,我们这个转化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 所有的创新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这种前三十年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跟跟随有关,跟随省了无数的风险。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华为在这三个层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说,是中国在这三个层面做得最好的公司之一。因此,华为不仅仅在技术应用上不断创新,也开始有了原理的积累。例如华为的5G技术就是长在核心原理上的突破。

对于华为和中国来说,5G竞赛的关键在于一位土耳其教授——埃尔多尔·艾利坎(Erdal Arikan)。而艾利坎对自己提出的、相对年轻的编码理论已经发展到如今的水平感到惊讶,并将其归功于与华为的合作

保持空杯,保持开放。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论文就在那里,关键是谁可以去以此为根基做出新的技术造福人类。土耳其教授不是中国人,他独立做出他重要的发明,但是华为可以把基础科学与无与伦比的算法结合,让土耳其教授都惊讶。我们知道,华为顶级的数学大师,是一个俄罗斯人。顶级数学家在华为呆了10多年了无建树,但是他一个算法突破,就打通了5G和6G最重要的关卡。

在今天的智能时代,“倾宇宙之力,造华为之妙有”已经很现实,关键是领导者是否对周其仁教授的所说的阻碍创新的三个基础,有感同身受的认知和化解。认知不来自理论,只能来自艰苦卓绝的创新的实践中。

王育琨手记

2020.12.12

周其仁:我们老说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一流,其实和欧美相差非常远(视频+全文)

来源:财经会议资讯

文字实录如下

提问:

周老师好,我也是之前跟同学在北大挤周老师教室的学生 ,现在在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工作。周老师提到我们其实在中国起飞这个阶段里面,创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创新在中国这个阶段碰到的主要有什么阻碍或者问题?

新知达人, 周其仁:中国创新的障碍

周其仁:

第一条障碍还是基础知识,因为没有大类原理的积累,也是不可能往产业、往国民经济方向走的。

那基础教育,我们都在教育领域大学工作,我们都可以评价所在的大学的情况有很大的进步。但是, 当然我们总说我们是什么世界一流,到底是不是一流,每个学科都可以好好做客观的评估。你要问我,我看我们基础还是相差很远的。 所有访问过欧美、日本,也别说美国,就是去过丹麦的、荷兰的学校,研究农业的学校,那差距还是很有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了原理级的发现,他怎么变成产品、技术,我们这个转化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所有大学、科学院、国家研究室国有财产里面的知识也是国有财产。这个国有财产怎么鉴定他的收益和使用呢?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麻烦。

美国当年被日本、苏联追了以后法律上有个败诉法,所有联邦、州的钱都用到大学,出来的产品所有权归大学。所以大学就有权转让。

然而,我们这里现在说发明人,比如海文发明可以分享50%、60%、70%、80%、90%收益,整个你的学校的分配比例越来越高,好现象!但是很难实现,为什么?

因为那个100%出不来啊。要转让出去卖了100块你才有80块、70块。谁来批这个字卖出去,这个产品按100块卖出去这个签字谁签?国有财产,财政部长签?发改委主任签?总理签?还是你校党委书记签?校长签?签完以后你担不担心两年以后会不会给你立案?

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100% 不出来,你提高比例有什么用。怎么把这个东西转过来?

如果你现在去瑞典,它现在国有资源做出来的成果,不是归大学,是谁发明归谁。因为你发明了东西,如果不用进国民经济,国家还有什么收益,国家也没有收益吧,这是瑞典办法。

我上次瑞典办诺贝尔奖的地方,它的医学院就这套办法,现在把那个法规都找来了,看看中国能不能参照。 归个人,归了个人你才能持续把它转化,才可以去定价、签订合约、往市场走。

第三, 所有的创新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这种前三十年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跟跟随有关,跟随省了无数的风险。

你现在领道要往前走,你变成了领导,这个风险是要动员资源的、要动员机制的。深圳做的好,那是因为好几百家风险投资在这里活跃工作的,要是没有这个力量,完全靠我们的财政、政府拨款或者企业按照正常利润打仗的办法来投资,做不到的。这些都要相应的变化。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精神,这也是非经济因素当中对经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领域。 无论是学界、研究、发明原理的,还是做应用的还是打市场的,要很好的前后左右,看中国人的这股劲,是不是起飞以后某种程度更加蓬勃还是变弱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都对创新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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