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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的算法意义

算法经济学 | 统一的、原创的经济学 2019/08/19 09:52

5.6.7 民主制的算法意义

出于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世界向民主制进行过渡。可是,民主化的进程是艰难的,它必须进行妥协。政治既然不肯顺从于帝王,也就只好服从于“一人一票”的选票制度。两种制度之间虽然存在着重大差别,可是,这都是思维弯曲的体现,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人一票”的特点是给每个人的意见以相同的权重。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经过相互作用,结果是,它们达成了一定的平衡,公共决策中因为利益而引起的偏向反而减少了,“群体的合理性”反而被突出出来了。但是,选票制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要求选民必须投入资源,积极地行动起来,主动进行投票和表达,才能产生效力;而且,所要作出的决策是牵连到每个人的,而政治体系却无法像普通商品市场那样,为每个人准备一份独立的产品或服务,于是,这就引起了政治冷漠、免费搭车等诸多效应;这些效应都是算法式的。普遍的冷漠为少数利益集团的联合行动留下了空子。由于较小的群体比较容易组织起来 ,他们就会发出很响亮的声音,迫使政府的政策发生倾斜。由此导致的“租金”进而引发了活跃的寻租行为 ,致使政治活动不仅是表达意见的舞台,而且变成了利益的战场。

然而,无论如何,从平衡利益、传播信息等角度来说,民主制的效果仍然是相当正面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制在协调算法与思想方面的作用则相对复杂一些。由于人所掌握的知识有多有少,智力和能力有高有低,一人一票制因此而遭到了质疑。相对于某些卓越的精英政治,民主制的确具有一定的庸俗化倾向。可是,在有限理性与不确定性面前,“民主”已经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解决办法了。在数学课上,我们不需要搞民主;民主正是由于有限理性与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是人们应对有限理性与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动态的、未知的和冲突的世界中,民主意味着以较小的动荡换取大范围内持久的稳定,这是精英政治所不能比拟的。卓越的精英政治即使偶尔会存在,它一般也只是昙花一现,我们无法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去追求它。对于个人能力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个人的能力也是相对的和易变的,这都导致试图差别性地赋予选举权的任何尝试最终都会变成臭名昭著的历史陈迹。民主不仅是整合意见和遴选领导人的方式,它也是传播知识、开启民智和促进发展的有力手段,民众正是在民主实践中逐步学会自我管理的。这种动态的和相对的观点赋予民主制以极大的支持。

亿万颗头脑所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网络式计算,是非常值得敬畏的。与实行任何我们所认识到的具体真理相比,维持这个网络的自由与和平都是至高无上的。原因在于,作为一些具有有限观察力和接受能力的个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清楚地了解这亿万颗头脑都在想些什么,那里所发生的计算活动很可能与我们所设想的很不相同,因而也就富有教益。重要的思想往往会带来利益,或者受人欣赏,引起追捧;因而,或大或小的新奇事件也就层出不穷,“社会”的面孔也就变幻不定;它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许多观察表明,在大部分情况下,自由开放的社会都能够对特定刺激作出及时而正确的反应;即使负面意见一时占据上风,其自我纠错的速度一般也会快于专制国家。这构成了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强大保证。这种看法既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论点,实际上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政治观念。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敬畏天象、灵异事件、民谣和童言,实际上也是在敬畏民意。

只有理解到万事都有代价,一切都不会完美,我们才能建立起讨论政治问题的正确方式。实际上,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绝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民主制是如何从专制制度中吸收历史经验的。

代议制首先是一种突破通讯限制的发明。代表一定区域选民的议员们相聚在一个特定的地点进行议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数目人员之间交流上的困难。普选与全民公决之类的大型投票活动,虽然靡费颇多,却只能用来解答个别的问题。如果每项公共决策都采用这样的方式作出,根据排列组合的知识,我们也就很容易知道,民主制将会陷于无法运转的境地。我们尤其需要考虑到,“计算”不仅意味着在若干选项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意味着构思选项本身,它是一个综合的、多样化的复杂过程。古人选择专制制度,一定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洞察了这一困难。受选民委托的议员们聚在一起议事,无疑可以发挥和利用他们比普通选民更为丰富的知识与才能。其次,这种议事方式凸显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因为,大部分事务都需要进行大量的交流、深入的讨论和细密的工作。精英与民众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美国人所发明的“总统”这个职位是对君主制的模仿,这一点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显示得很清楚 。无论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它们显然都高度肯定行政机构需要由一人而不是多人来领导,以便维护政令的统一性和决策的及时性。算法方法还可以非常方便地用来说明三大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如同个人拥有众多自我约束的规则一样,政府与全社会的运转都需要规则;对于算法人来说,这是必需的。所以,就要有专门进行立法的部门,这是容易理解的。那么,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都是实施法律的,它们的区别何在呢?根据我们前文对“主动”与“被动”、“积极”和“消极”概念所作的定义,我们也就可以说,行政部门是在以主动的和积极的方式来实施法律,而司法部门则是以被动的和消极的方式来实施法律。这个论述毫不新奇,关键在于理解“主动”、“被动”、“积极”、“消极”这些概念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算法人是以“部分变量适用模式+剩余变量进行临机权衡”的层级化方式来进行计算作业的;对于公共事务来说,当然也是如此。这就导致立法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之间的基本分界。任何部门都必须遵守法律,行政部门当然也不例外。可是,行政部门并不是在简单地遵守和实施法律,“行政职能”的实质是在守法的前提下来掌管“临时计算”。公共事务与任何私人事务一样,都存在大量规则所未能触及的“剩余”;尤其是在积极职能的履行中,情况更是如此。这就需要行政部门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相机地、灵活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换言之,行政部门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行政职能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行政首脑的遴选才是非常重要的,(在总统制下)才需要通过大选来产生。经过大选产生的行政首脑,将根据自己的能力、意愿以及自己在竞选活动中与选民之间达成的(比较模糊的)契约来执政,他的行政也将会体现出一定的风格与倾向。这是一般的法律与政治理念所容许和肯定的。由于临时决策需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因此,即使行政首脑违背了竞选契约,也不存在正式的惩罚机制。

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分离,其原因在于防止议员们随意干预司法。立法机构是不稳定的;由于其组成方式的特点,它甚至常常不能做到前后一致。法律与判决之间的界线原本就是相对的,是不清晰的。假如允许立法机构指导办案,那么法律与判决之间的界线也就会更加模糊,议员们也会因为具体案件的影响而随意改变法律,法律最终就会被议会朝令夕改的决议所代替,最终,法律将会因为失去连续性和稳定性而消失。反之,如果把这两种权力分别授予不同的部门,由于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组织间的人际关系亲疏程度有别——再加上它们各自按照不同的规则与要求进行设置和运作——则法律的独立性就可以得到保持。把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分开、并赋予司法部门司法审查权的做法,意在强求法律必须抽象化,并尽可能地保持稳定性和自我一致性,以便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及使社会能够建立稳定的预期。按说,僵化的法律有可能给一时一地的最优决策造成障碍,然而,众多个人长期并存的“算法式的”事实,要求社会必须作出这种牺牲。法律必须“少而精”,必须以质量上的优异来弥补其内容上的僵硬。两院制安排显然是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庞大的司法体系的存在也具有弥补法律僵硬性质的意味。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官必须把简易的法律条文适当地运用在具体案件之中。法官是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这种权力的设定本身意味着法律对于自身局限性的承认,因此,司法部门才在公共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无论行使得如何,政府权力本身必须受到限制,这是因为这种权力主要是强制性的,它又是在很大的规模上行使的,它具有扼杀反对派的能力;因而,假如政府不受限制而其权力又行使不当的话,其社会危害就会很大,对它的纠正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花费的时间也就会很长。所以,限制政府权力是进程管理的一种技巧。为此,宁愿使得政府可以在许多新领域中发挥良性作用的机会被暂时错过。这是又一个算法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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